《疫起》以20年前染煞和平醫院封院為題材,大量訪談田野調查必不可少。我們與林君陽聊起薛仕凌所飾演的記者一角,說起當年媒體仍用底片拍照,冒死進入和平醫院《壹週刊》的記者必須將拍好的底片從圍牆丟出去,事後也蒙受黑暗心理陰影。

林君陽說重構當年的記者角色確實不容易,「編劇有去採訪也被隔離的記者,有2、3次是已經約了,1個小時之後人沒來,他們不太想要去回憶當年的一些事情,我們後來覺得那就不要去打擾。」當事人不想被揭露,也莫可奈何,「要虛構這些角色,影射誰都不對,把他們放大其實不是好事。」因此薛仕凌所飾演的記者一角,某種程度上是完全虛構。

《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樣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這似乎成為他的印記,卻又不滿足於此。「《與惡》很寫實,《茶金》也是根源於寫實的表演狀態,《人選之人》很寫實,《疫起》也很寫實,我好像一直都在用寫實的這個標準檢視這些故事,幕僚是這樣嗎?醫生是這樣嗎?不知不覺就會往寫實去靠攏,但其實說故事有很多種不同方式,稍微類型、戲劇化一點,說不定可能更有趣,我不確定這個路數是不是可以一直往下走?」

寫實的反作用力,是當劇情有一點不符現實的時候,可能引來的爭議。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吳慷仁飾演的律師胸前別了一個律師章,但那徽章圖樣其實來自日本,台灣的律師並沒有這樣的慣例。又如《茶金》中描述台幣改革「4萬換1塊」的劇情中,國民政府與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在當時引發爭議。他不諱言感到挫折,「那個挫折是說,在台灣,所謂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可能會讓虛構沒什麼空間。」

林君陽在《我們與惡的距離》拍攝現場。(林君陽提供)

他說劇組確實找到一些歷史文件,有所依據才那樣編寫台詞。「在整個故事的邏輯上,我們在講大時代裡面小人物被沖刷,像浪濤一樣變成泡沫消逝的過程,去體驗小人物在大時代裡面的掙扎。對我來說,國民政府也是一個小人物,在當年的國際格局裡面,你確實看到蔣介石載浮載沉,隨時都會被扔到旁邊去,更別提當時的小官員,都是一種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