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2年她生活劇烈轉變，不僅是尋覓一間喜歡的咖啡館、爵士酒館，還有從音樂創作者，成為打卡上下班、受議會監督質詢的類公務員。上任初期，她便歷經高雄3個月內更換3位文化局局長的風波；隨著疫情起伏，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從完工開幕到多個演唱會、主辦的活動都曾延宕，歷經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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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芸番外篇】新生活就像坐雲霄飛車
採訪這天，李欣芸熟練推開民房窄玻璃門，領我們踩木階梯轉上二樓，走進一間開闊、酒櫃折射銀光，氣氛沉靜的爵士酒館。傍晚5點，店內沒有客人，只有輕輕的爵士樂聲，她親暱與吧檯人員打招呼，走過演奏用的三角鋼琴、爵士鼓，最終在一張靠窗的絨布沙發坐下，肩膀軟了下來，「上次跟昇哥（陳昇）來也是坐這個位置，我下班後會跟朋友來聽聽音樂⋯要是沒有這個地方，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繼續待在高雄。」她眨眨眼，半開玩笑地說。
「我本來就有心理準備，會跟過去的生活不一樣，但我其實並不知道，來這單位工作會離音樂這麼遠，都在管行政，跟公部門溝通⋯」李欣芸幽幽說道，高流屬於中央出資、地方營運的行政法人，這樣的機構在台灣仍像「新生兒」，法規未臻完備，權責區分也不夠明確。
她直言，場館落成、團隊接手後，才發現根據《國有財產法》，場館不是點交給高流，而是市府；高流雖然是南台灣流行⾳樂展演的核心場館，肩負培育國內流行⾳樂⼈才、產業扶植串連的重任，卻無法獨立運作，須透過市政府撥活動經費，演出安排、至人事任命，也都要經由文化局同意，「（地方）四年改選一次，這還要看市府挺不挺流行音樂⋯，」她語氣無奈地說。
幾個月前，她還度過一段最低潮的時期，「我明明就在音樂中心工作，但離音樂好遠，那種痛苦跟難過才真的會讓我心裡酸酸的⋯好幾個月了，才第一次去衛武營聽演奏會，音樂出來，我馬上『趴』！眼淚就掉下來。」她邊回憶，邊露出釋然的笑容，「實際上碰到這些困難的時候，總還是想，我怎麼會來做這個？好像坐雲霄飛車，在底下看覺得好酷、好刺激，真正坐上去的時候才會說不要，自己愛玩的心，就把自己整到。」
隨著疫情趨穩定，許多延遲的活動也漸漸回到軌道，「現在是從無到有草創期，很多事情都覺得看不到（發展）、有困難⋯但定調非常的重要，高流是什麼？高流要去哪裡？這是我每天都在思索的事情。我們團隊才30人，帶領他們年輕人一起去一個方向，是很快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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