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證據都由中國提供，但中國只給書面鑑定報告，不願將那些物證運交台灣的法院檢視。「我們完全無法檢視證據的可信度，中國來的證人一開始還把西瓜刀講成西瓜霜咧。」後來，鑑識專家翁景惠出庭做證，陳欽賢回憶：「他出庭作證二次，第一次出庭，檢察官是要他做不利被告的證詞，第二次他才講出對那些證據的疑慮。」無奈高院的死刑判決皆只採第一次證詞。陳欽賢說，確實有一部分證據對杜氏父子不利，但5名死者皆是一刀斃命，手法極專業，杜氏父子毫無相關背景。無奈疑點未能釐清，杜氏兄弟（父親已病逝看守所）就遭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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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沒誤判 真相未明他們卻被槍決了
有一件大案子，陳欽賢至今揪心。2001年，杜氏父子3人被控於中國廣東殺害5人，陳欽賢是一審合議庭三位法官之一，合議庭認為證據不足，判無罪，二審卻大逆轉，3人死刑。2012年死刑定讞。
「我們是實際審理的人，有哪些證據我們是清楚的，就覺得⋯」他頓了一下，「我可以講台語嗎？感到揪恐怖耶。」似乎此時母語才足夠表達他的毛骨悚然。
願毋枉毋縱 不信沒誤判
尋找真相如親入迷宮，其中一個岔路走錯，便越錯越深。只是找證據很難，為了實現正義，不能放寬對證據的嚴格要求嗎？「毋枉毋縱是我們最希望做到的，像包青天，可是枉跟縱有時會衝突，這時你是要錯殺100也不放過1人？還是寧可縱放可能犯罪的人，也不要冒險冤枉任何人？」如果縱放，嫌犯繼續殺人怎麼辦？「對，可是我判無罪就表示我不確定，如果抓錯人，真凶還是繼續殺人啊，而且你冤枉了另一個人，是阻礙追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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