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五週年4】我的罪名是散播希望

文|陳虹瑾    攝影|鄒保祥
剛獲保釋的戴耀廷在香港大學研究室受訪。

都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眼前的書生放著靜好的教書歲月,終究因蹚政治這渾水,下了獄。「占中三子」之一、剛從獄中保釋出來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坐了114天的牢、掉了15公斤,他笑咪咪地說:「剛進去的時候做不完一組伏地挺身,獄中時間多,可運動,現在45分鐘可以做200下。」

2014年9月,「占中三子」戴耀廷(中)、朱耀明(右)和陳健民(左)帶領一批民眾剃光頭,表達公民抗命、爭取真普選的決心。(達志影像)

 

用純潔的力量 公民抗命

2013年,他在報紙上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文,首度提出在香港進行公民抗命、爭取民主,鼓吹「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占領中環。」他在同一篇文中闡明,公民抗命的行動屬違法行為,參與者須表明會承擔罪責。

2014年9月28日,戴耀廷等人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爭取2017年真正普選特首,示威者占領金鐘、銅鑼灣和旺角長達79天,最後警方清場。今年4月24日,占中九子案判刑,「三子」中的戴耀廷和陳健民同被判即時人獄16個月。

一位台灣政界學者曾在占中運動開始前,當面聽戴耀廷闡述運動精神。這名學者當時擔憂:「這麼純潔的人,怎麼搞運動?香港那種環境要跟北京鬥爭,這人純潔得太不可思議。」純潔有純潔的力量,求仁得仁,入獄前,他做最後陳詞宣告:「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直到近日,他的通訊軟體狀態仍是「罪名是散播希望」。

今年4月24日,戴耀廷被判處「串謀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罪名成立,即時入獄16個月,大批支持者撐傘聲援。(達志影像)

8月15日,戴耀廷以港幣10萬元(約台幣40萬元)獲得保釋出獄、暫時獲得自由。9月初,他在港大研究室接受我們的訪談。他在獄中對時事變化瞭若指掌,原來是看電視得知。他說很多獄友關久了,和社會脫節,只追韓劇,只有自己天天聽新聞、看報紙,跟進度,常聽得激動落淚。

獄友大多知道他的來歷,瞥過新聞,有模模糊糊的印象,「無論本地或外地囚犯,都很尊重我,大家都知道我是因為『不同原因』進去的。」獄友從20到40多歲都有,很大部分是因毒品走私入獄,「一進去,他們就跟我說:『啊,你是法律教授,你教我怎麼去寫法律意見。』因為刑期比較長,根據香港法律可以申請減刑,有人在準備文件就叫我看,我就給他們意見,怎麼寫減刑機會大一點,所以他們對我很好。」

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至今未歇,香港10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發起為期2週的「罷課不罷學」行動,今年9月3日在港大舉辦「公民講堂」,邀請剛獲保釋的戴耀廷發表演說。

 

在獄中剪線頭 響應罷工

近幾個月,正當香港警權面臨史上最大爭議時,戴耀廷在獄中的工作是給警察制服剪線頭。「我打工賺的錢很少…」他被派到織衣廠,每天工作8小時,薪資和教書時當然不能比(香港《經濟日報》去年報導,港大超過500名教職員年薪達港幣180萬元以上,平均月薪超過港幣15萬元,相當於月薪台幣60萬元),週休一日,月薪港幣300元(約台幣1,200元),錢得省著用,郵票一張港幣2元,給家人寫信往往不夠用。其他的錢花到哪去了?他說獄方配給的日用品素質差,洗頭水、牙刷、牙膏都得花錢再買,更糟的是伙食,「很難吃的,我剩一點錢就買點薯片、檸檬茶…」

提倡公民抗命的書生,到了獄中持續「散播希望」,例如他響應不合作運動。8月5日,港人發起全港「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戴耀廷說:「大家都罷工,我也參與罷工。我說:『今天我不工作啦。』」他引用《基本法》告訴監獄長,法律保障所有人權利,包括囚犯罷工權利,因此罷工權利也適用於囚犯。「從人權法的保障、各方面的法律原則,我也和他講。他就很小心地把我提出的論點寫下來。」

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至今未歇,香港10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發起為期2週的「罷課不罷學」行動,今年9月3日在港大舉辦「公民講堂」,邀請剛獲保釋的戴耀廷發表演說。

 

怕再也握不到 太太的手

戴耀廷的錢不夠買郵票,一週頂多寄出2封信,太太則是每天寫信給他。他想起1989年,離港遠赴倫敦念碩士,「打長途電話很貴,我每天到信箱去看有沒有她的信,完全沒有想過30年後,也是同樣事情要發生。」

「有幾次讀到太太與兒子的信,都哭了出來。」一次太太在信中寫道:「你坐牢,我在家裡也是坐牢。」大兒子亦來信:「占中九子受審那天,我在荷蘭看到新聞,不能陪在爸爸身邊,哭了。」戴耀廷說:「我讀到他(兒子)哭了出來,我就哭了出來。」

書信之外,太太常去探他,但總是隔著玻璃,「她通常來探我的時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精心挑選衣服。盡量不要表現得不開心。」研究神學的戴耀廷在獄中看反納粹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獄中寫的書,「以前我讀的時候,沒有很大感受。比如他叫媽媽『要把我的毛衣、香菸送進來』。我心想,你寫那些,誒,把那些婆婆媽媽都寫在信裡面做什麼?但我現在進來監獄之後,發現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潘霍華的未婚妻曾去探視他,「他以為不會關太久,結果關到最後,雖然他未婚妻可以來探,但是都隔著玻璃,沒有機會握著她的手。但最後他沒有出來—因為在盟軍打進柏林之前,他就被殺了,所以最後他就錯過了、沒有辦法見到他的未婚妻。」

「這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為什麼我要申請保釋—雖然我和潘霍華的情況很不同。但是我希望無論怎樣我要再一次握著我太太的手。在裡面的感受是很強的。坐牢的人最難受的其實不是失去自由。而是和你最愛的人斷絕。」

所以在保釋之前,你覺得可能再也握不到太太的手?「我的感受就是: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暫時重獲自由的戴耀廷,明年2月仍要上訴聆訊。「可能我想太多。但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我不想冒這個險,我就申請保釋,怎樣都要出來,可能我上訴失敗再回去,但起碼,這段時間,我可以再見到太太。」

更新時間|2019.09.23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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