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
2019.12.24 06:58

【革命的女人2】她們本是高階軍官夫人與美籍白人 為理想拋家棄子

文|鍾岳明    攝影|鄒保祥    影音|鄒雯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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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列有7628位政治受難者姓名,依入獄服刑的年分排列。曾心儀(右)與艾琳達(左)在1979年的碑牌上,分別找到自己的本名「曾台生」,以及前夫「施明德」的名字。
位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人權紀念碑,列有7628位政治受難者姓名,依入獄服刑的年分排列。曾心儀(右)與艾琳達(左)在1979年的碑牌上,分別找到自己的本名「曾台生」,以及前夫「施明德」的名字。

在極權統治與父權社會的壓迫下,曾心儀和艾琳達同時跳進了歷史的漩渦。歷史研究學者黃惠君說:「當年女性參加黨外運動,是要付出生命去衝撞的,威權的迫害性太強,更顯這些女性的難得,她們不知不覺中為台灣女性走出一條路。」

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警察的質問猶言在耳:「妳為什麼要參加黨外?」這些女人為何要選擇一條艱難的道路?

曾心儀的父親是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的空軍上尉,母親來自台南貧苦農家,她在台北公館附近的眷村長大,家中6個小孩,雖被視為外省家庭,卻沒受到政府良好的照顧,「我家是用竹子夾泥土、稻草蓋的,周圍是黃土地,瑠公圳流過,我們過得非常窮苦,幾乎舉債度日,領糧票,穿木板鞋,上百戶人家只有2間公廁,裡面都是蛆。每天早上不分男女,都在門口的水溝大小便。」

有次,她去一個童年玩伴家玩,發現高官的家就像皇宮城堡,她第一次看到冰箱,也看到了貧富差距。她漸漸發現,政府在眷村內宣傳克難生活、反攻大陸,眷村外卻不知不覺繁榮起來,變成黃金地段,「我開始不信任國家,反政府。」高中時父母因父親的花心而離異,當年的婦女缺乏經濟能力、也沒地位,像被掃地出門,「爸爸立下法條,不准我媽來看我們,從那時,我就非常痛很法律。」

曾心儀住家客廳擺放許多家人親友的照片,以及女兒的畫像,然而家人親友都已經不在身邊。
曾心儀住家客廳擺放許多家人親友的照片,以及女兒的畫像,然而家人親友都已經不在身邊。

愛寫小說的文藝少女,因為家裡窮,半工半讀完成高中學業,進了升大學補習班後,卻和補習班老師戀愛,20歲時結婚,生下一子一女。夫家是上校家庭,生活優渥,她寫小說《忠實者》,諷刺她親眼所見,軍中如何配票,封殺反政府人士。忠黨愛國的先生看到後,立刻摔在地上,意識形態的衝突,結束了7年婚姻,「我婆婆說她幫我帶孩子,等孩子上大學,再讓我們見面。」她自認是好母親,只是當時,她對社會的關愛已經遠大於家庭了。

 

我不想當家庭主婦⋯我看到社會的矛盾,我想看到另一個世界。

27歲離婚後,她白天在《民眾日報》當記者,晚上在文化大學大傳系讀書,同時主動到提倡社會主義的左派藝文雜誌《夏潮》當義工。1978年《夏潮》成員陳鼓應、王拓等人參選國代,她參加助選團製作文宣,開啟她黨外抗爭的第一步。

相較於曾心儀從社會底層出發,透過藝文創作挖掘社會問題,再走到黨外抗爭。擁有紐約州立賓漢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的艾琳達,則是放棄了美國優渥的生活條件,採取知識分子的角度,來到異鄉實踐理想。

1979年3月,余登發案開庭當天,曾心儀(右)和陳菊(左)在軍法處大門外聚集關心。(翻攝自《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
1979年3月,余登發案開庭當天,曾心儀(右)和陳菊(左)在軍法處大門外聚集關心。(翻攝自《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
1978年,艾琳達(左)與施明德(右)舉行公開婚禮。(翻攝自《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
1978年,艾琳達(左)與施明德(右)舉行公開婚禮。(翻攝自《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

美國出生的艾琳達,14歲那年跟經商的父親來台灣,以台北美國學校第一名成績畢業,她觀察到本省人與外省人懸殊的階級差異。19歲和台灣人George相戀,因父親反對,2人私奔回到美國。她結婚生子,讀書工作,生活日趨穩定。她卻開始埋怨:「在這環境下,我一定會變家庭主婦,但我不想當家庭主婦,不想住美國大房子、過享受的生活,我看到社會的矛盾,我想看到另一個世界。」她申請到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想回第三世界實踐書本上的理論。

1975年夏天,胸懷壯志的研究生藉「女工研究」的機會回到台灣,認識了陳菊等黨外人士。隔年她在美國接到陳菊的信,希望她協助人權救援,「George不要我去,說要離婚,我說OK!」她語速放慢:「說來有點難過,接下來我的人生就失去基礎,沒安全感,有種跳下懸崖的感覺。兒子當時8歲,對他也是創傷,我不是個好母親。」

更新時間|2019.12.23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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