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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神3】社會體制問題難反映 社工倫理界線成個人難題

楊蕙如認為社會工作雖然讓人筋疲力竭,但也有成就感。成就感來源不是幫人解決難題,而是人和人一起度過難關的感覺。
楊蕙如認為社會工作雖然讓人筋疲力竭,但也有成就感。成就感來源不是幫人解決難題,而是人和人一起度過難關的感覺。
我們走進政大校園,採訪社工所博士班的楊蕙如,她說:「社工有倫理守則,那是不能踩的底線,但實務上很複雜,你和個案的生活融合到什麼程度,才覺得舒服?若雙方太超過,都會有問題。」40歲的她二度暫離社工圈,回學校「補血」,17年的社工經驗讓她對「界線」頗有感觸。
楊蕙如回憶起多年前的個案,有個認真賺錢的爸爸,媽媽卻常離家賭博,媽媽一不在,爸爸就崩潰酗酒,最後被公司開除,也無法照顧一歲小孩,只能把小孩託給社工短暫寄養。但3個月後,爸爸找到工作,媽媽也回來了,2人就手牽手來要回孩子。同樣情形重覆無數次,為穩定孩子生活,她建議爸爸把孩子出養(讓別人收養),爸爸一直猶豫掙扎,「那陣子,我每天帶出養表格,期待他簽字,有時他call我去小吃攤吃飯喝酒,有時他在卡拉OK喝醉,把我叫去說要簽字,人到了又不簽。進出這些場所我也會擔心,但我不想放過任何機會。」
一晚,媽媽又跑掉,爸爸喝醉打電話給她,叫她把小孩帶走,但仍不願簽字出養,「我很生氣,跟他理論,他說要帶小孩去跳橋,然後把酒瓶砸碎、割腕,我跟小孩都嚇壞了。」發生暴力事件,她才能為孩子做緊急安置,但三個月法定期滿,孩子繼續在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間流浪。「我知道自己遊走在倫理邊緣,涉入太深,但我還是幫不了小孩和那爸爸,挫折感很強。」這次挫敗,讓當時的她返校進修心理學碩士。
在台灣,每年有多達6萬件以上的兒童少年保護通報案件,也讓兒少保護社工業務繁重,疲於奔命。
3年後,她再次觸探社工倫理界線。「那孩子讀幼稚園時,我想看看他,想說他大概也忘了我吧,就放心地帶電子錶去跟他玩,玩一玩他忽然說:『我要按什麼鍵,妳才不會再把我帶走?』我當場心碎,原來他記得我,而且對他來說,我去看他就是要帶他走。」她停頓了一下說:「你說我違反專業倫理,對!但這也違反人性啊!」她忍不住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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