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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2 18:28

【鏡相人間】從母親到戰士 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改革

文|曾芷筠    攝影|周永受 鄒保祥    影音|曾貴禎 梁莉苓 吳偉韶
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左起),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左起),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半年預計將進行大幅度修法。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由法務部保護司指揮監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保協會)執行,協助被害人及家屬重建生活,提供補償金、社工陪伴、律師與心理諮商師等資源。但實際情況是官方專職人力與預算嚴重不足、專業知識不夠,導致服務不到位,往往讓被害人與家屬無感,甚至造成二度傷害。

突如其來重大死傷案件可以擊垮一個家庭,從處理喪事到偵查階段的陪伴、經濟與心理的支持,需要方方面面的專業與同理心。一如兒童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王薇君(王昊姑姑)陪伴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兒子被保母重壓窒息死亡的叡叡媽媽淑蓉。

傷心的母親擦乾眼淚,蛻變成推動犯罪被害人家屬權益的戰士,不讓他人再受相同的痛苦。

我們跟著王薇君陪家屬開庭,這是一個9月大男嬰僅給家庭保母帶8天,就因為不明撞擊導致腦部出血、腦性麻痺及發展遲緩、水腦症、失明的重傷害案件。媽媽戴著口罩神情平靜,但說起已經2歲的兒子心智年齡還是只有1歲,經常要做各種早療,已經喪失正常快樂的童年,她忍著沒掉淚,聲音卻在顫抖。

王薇君(圖)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薇君(圖)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圖)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圖)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圖)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王薇君拿著姪子王昊的照片,叡叡媽媽淑蓉提起孩子泣不成聲,王婉諭(圖)手持小燈泡繪圖,但她們持續往前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法定權益。

 

天平失衡 回頭照顧被害家庭需求

這一天,法庭上演攻防戰,法官訊問保母案發前後所有細節,檢察官則對醫院報告提出質疑,最後,法官才請坐在法庭邊緣,離檢察官有2公尺之遠的媽媽與律師陳述意見。媽媽一開口就哭了,哽咽又憤怒地指出保母供詞與事實不符之處。王薇君立刻伸出手輕拍揉捏著媽媽的肩膀,她一直是犯罪被害人家屬最令人安心的後盾。

《刑事訴訟法》去年12月修法通過、今年1月實施後,被害人與家屬可以到準備程序庭陳述意見,略為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參與權利。然而,法庭仍然沒有被害人的位置。台灣過去20年司法改革大幅提高被告權益,被告有法定的權益告知流程、無罪推定原則、法扶律師協助,正義的天平傾向被告。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連孟琦解釋,台灣現在很像德國1970年代的情況,在被告人權至臻完善的同時,需要回頭照顧被害人,賦予足夠的訴訟參與權利,法庭外也要有社會訴訟心理師陪伴人員,「他的角色比較是社工或心理師,被害人比較敏感,什麼時機要用什麼語氣告知什麼,同時又要了解被害人在訴訟階段可能面臨什麼狀況,例如不想在出庭時看到被告或被告家屬,要怎麼避免?做好心理準備以後比較能夠平和面對訴訟程序,不然一進法院當然會情緒激動,因為一直沒人聽他說話。」

2017年,王薇君前往最高法院要求再審王昊兒虐致死案,周圍不少媽媽帶著孩子來聲援。
2017年,王薇君前往最高法院要求再審王昊兒虐致死案,周圍不少媽媽帶著孩子來聲援。

王薇君是從自己的經驗一次次學習怎麼保護犯罪被害人的。她會在第一時間陪伴家屬到警局做筆錄、殯儀館陪伴相驗解剖、發還遺體後協助修復與喪禮、甚至代替家屬跟蜂擁而至的媒體溝通。一般人遭遇家人突然死亡,慌亂傷痛到六神無主,又不了解訴訟程序,她會一一告知,耐心解釋;甚至願意花上數年時間陪家屬出庭,陪伴他們回到家後不為人知的崩潰。

她說起2018年板橋分屍案的被害人黃女家屬,臉上滿是不捨:「這個案件是最讓我憂心的,為什麼?加害人(朱男)殺了女友(黃女),還肢解,裝在黑色垃圾袋裡棄屍,之後逃走,找到時上吊在廢棄大樓外的鐵窗。他是畏罪自殺,這是他的選擇,但這個女生沒有選擇。加害人的父母覺得我的孩子也賠上一條命,你們還要怎樣?沒有被告,家屬連在司法上得到正義的機會都沒有。」黃女父母曾對朱男父母提起民事求償,並認為父母可能知情,有犯意聯絡之嫌,但一審、二審均被駁回,訴訟費用由告訴人(黃女家屬)負擔。

王薇君(圖)說,姪子王昊改變了她的後半生,她成立兒權會後不只協助兒虐案件,對刑案重傷死亡的家屬也主動義務協助。
王薇君(圖)說,姪子王昊改變了她的後半生,她成立兒權會後不只協助兒虐案件,對刑案重傷死亡的家屬也主動義務協助。
王薇君說,姪子王昊(圖)改變了她的後半生,她成立兒權會後不只協助兒虐案件,對刑案重傷死亡的家屬也主動義務協助。(王薇君提供)
王薇君說,姪子王昊(圖)改變了她的後半生,她成立兒權會後不只協助兒虐案件,對刑案重傷死亡的家屬也主動義務協助。(王薇君提供)

 

憤慨心疼 怒斥犯保協會做法不當

黃家曾是一個幸福家庭,兄妹2人都很優秀,妹妹念台大、進外商公司,卻認識了有暴力傾向及躁鬱症的男友,最終導致悲劇。王薇君溫柔地說:「陪伴過程就是讓他們的情緒有出口,哭泣、不吃,都是家常便飯。直到現在,家屬完全不能看到黑色垃圾袋,媽媽一直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見任何人,女兒房間的床單不能換,撿到一根頭髮也要收進盒子保存。」 

但講到犯保協會,她總是會火大起來,「第1次見家屬是晚上7點約在殯儀館附近的咖啡廳,黃媽媽拉著我的手說,找女兒到現在,她第一次感覺到有依靠,有人會幫忙。我問黃爸爸:『犯保協會有聯絡你們嗎?』他不太懂我在講什麼,後來才說有一個單位(犯保協會)有到相驗解剖的地方,給了一疊資料。他從包包拿出一疊單子,是補償金申請書的說明。」

王薇君睜大眼睛大吼了起來:「他才剛找到女兒遺體,手上竟然拿著補償金申請書!這是一件非常錯誤的事情!隔天我打電話給犯保協會、法務部,氣到罵髒話,這是經驗不足、沒有專責人員,(犯保)志工可能想說既然見到了就先給他,因為不知道家屬明天在哪,但為什麼我都知道去哪找人?你沒有心嘛!真正有心就會知道要有同理心,在第一時間全程陪伴,而不是急著完成公事。」她的語氣憤怒交雜不捨,因為她也曾經處於同樣的位置。

 

主婦進化 設促進會無償協助家屬

王薇君的故事要回到2011年震驚社會的虐童慘案。2歲大的男童王昊,被母親男友劉金龍與3個手下關起來連續毆打、餵食安非他命及海洛因21天後致死,4小時後才被丟在慈濟醫院急診室門口。王昊被虐期間,父親因毒品運輸在獄中,母親也吸毒、懷孕而沒有積極尋找孩子。事發後家族派出三女、也就是王昊的姑姑王薇君處理訴訟。「我爸以前做生意,小時候家裡還有管家。小五時,他生意失敗,我們家從天堂掉到地獄,因為生命中波折很多,所以我能忍受任何惡劣環境,一整天什麼都不吃也沒關係。」 

她口沫橫飛了一個下午都沒有喝水,有時忙起來,一天可以喝十幾杯黑咖啡。「我就是不服輸,以前有網友罵我:『孩子生前妳不照顧,死了才出來哭。』也有法律人說我不懂法律,但《刑事訴訟法》修法,新增第271條第2項保障被害人及家屬隱私,不用當庭宣讀個資和戶籍地址,這條是我跟婉諭(立委)推的。我不是法律人,但我懂問題,不合理的法律不就是該改嗎?」

叡叡媽媽淑蓉(右)現為兒權會志工,除了協助家屬,也看見托嬰中心保母的勞動條件、過長工時可能導致悲劇,積極呼籲改善。
叡叡媽媽淑蓉(右)現為兒權會志工,除了協助家屬,也看見托嬰中心保母的勞動條件、過長工時可能導致悲劇,積極呼籲改善。

王昊過世隔年,她成立兒童權益促進會,無償協助重大死傷刑案的被害人家屬。「那時候我不到50歲,我學歷很低,高中都沒有畢業,20幾年都是家庭主婦。但我希望大眾理解被害人不只是一種樣子,他會進化。」從一個拿鍋鏟的家庭主婦進化到擊劍的戰士,年過50,人生使命才開始。

叡叡媽媽淑蓉也在短短1年內快速進化。她說自己以前是個不關心別人的普通上班族,她從未想過社會新聞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去年4月1日尋常下午,淑蓉接到托嬰中心電話,聽到救護車刺耳鳴笛,那頭說:「叡叡午休時沒有呼吸心跳,現在在做人工呼吸。」她趕去醫院,11個月大的叡叡連續做了1小時心肺復甦術,沒有任何反應,抽血結果是嚴重窒息。晚上在派出所看到監視器畫面,她嚇到說不出話,10公斤的叡叡被90公斤重的保母以身體壓制頭部持續19分鐘,孩子面朝下、手腳不斷掙扎,直到一動也不動,保母才離開,又過了50分鐘,廚工發覺有異,叫了救護車。

叡叡離開時11個月大,已經會站會走也會認人。(淑蓉提供)
叡叡離開時11個月大,已經會站會走也會認人。(淑蓉提供)
托嬰中心的監視器畫面顯示,保母壓著叡叡頭部持續19分鐘導致窒息。
托嬰中心的監視器畫面顯示,保母壓著叡叡頭部持續19分鐘導致窒息。

 

解剖相驗 送行團隊修復受損遺體

之後她進入冰冷的司法程序。「看到第一個檢察官是在醫院太平間,他冷冷問我:『你們有什麼要補充的?』我連檢察官在做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把我了解的都跟他講,我說:『你有看監視器畫面嗎?』他用手指關節敲著一疊資料說:『裡面有截圖。』我又問:『那你有看過影片嗎?影片跟截圖完全不一樣,叡叡是被壓的,愈掙扎保母壓愈緊。』檢察官又敲了一次資料,這次更大力:『這裡有截圖啊。』」

檢察官又說:「還有什麼要講的?我趕時間。」前後大概只停留10分鐘。淑蓉能理解,檢察官很忙,一天要看好多屍體,但她不理解,檢察官為什麼不聽家屬意見?淑蓉希望連同起訴托嬰機構負責人,檢察官不同意。

叡叡媽媽說,失去孩子的傷痛不會減緩,但會習慣,被害人家屬需要的法律、心理諮商,若有犯保協會清楚告知會很有幫助。
叡叡媽媽說,失去孩子的傷痛不會減緩,但會習慣,被害人家屬需要的法律、心理諮商,若有犯保協會清楚告知會很有幫助。

叡叡的遺體成為國家司法證物,需要相驗,她一開始不知道「相驗」就是解剖的意思。王薇君陪著她,用溫柔的語氣說出殘忍的過程:「會從左耳到右耳切開頭骨,頭皮整個扒開,鎖骨到肚皮切一個Y字型。」她不捨孩子被這樣對待,很想拒絕,王薇君解釋:「這是刑事案件必經過程,也不能冤枉保母,才有真相與正義。」她記得喪禮那天,因為反覆退冰3次,叡叡臉變得很瘦,皮膚皺了,嘴唇發紫。

王薇君與長期合作的七六行者修復團隊協助叡叡的遺體修復,細細縫合傷口。王薇君甚至親手拆掉法醫草草縫起的粗糙針腳,並且交代叡叡媽媽去買頂帽子,遮住遺體傷痕,「只要能讓家屬心裡好受一點,我都會去做。」王薇君長期穿得一身黑,8年來協助約200次遺體修復,她說自己和團隊成員都是「黑天使」。

王薇君對被害人家屬的心情感同身受,全程協助遺體修復、火化。(翻攝王薇君臉書)
王薇君對被害人家屬的心情感同身受,全程協助遺體修復、火化。(翻攝王薇君臉書)

 

缺乏人力 宛如站點服務毫無溫度

犯保協會志工雖有到殯儀館致意,但並未完整說明服務內容,遑論專業協助,只給了淑蓉一袋補償金申請說明書及文宣。當時,她太傷心,根本沒有心力閱讀。「有一次我們去犯保協會,小姐才順帶一提地問:『需要看心理諮商嗎?這邊有心理諮商服務。』我覺得他們講話沒有溫度,很像站點服務,要申請就自己來,我猜他們人力絕對不夠。犯保協會若能在第一時間告知所有能提供的協助,對家屬才有幫助。」

叡叡過世後1個月,淑蓉在衛福部發起連署,訴求降低照顧比、縮短保母工時,「我理解到保母勞動條件不好,那個機構保母月薪2萬8千元,薪水很低又很累,脾氣最後就會發洩在小孩身上。我們一個月要付2萬多元,托育時間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6點。保母10個小時沒換班,是不是因此,習慣把小孩壓到睡著才能趕快休息?」

 

薪資微薄 不受重視淪為被動官僚

淑蓉搜尋翻譯國外判例呈給法官,希望不要以業務過失而輕判,她也成為兒權會的志工,主動協助家屬。「以前常看到兒虐新聞,但我都覺得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可能是上天懲罰我以前太自私,只關心自己小孩,不關心別人。悲劇發生在我孩子身上,這是對我的懲罰。如果再發生類似事情,能幫上家屬一點點忙,讓他們不要這麼慌張,都會讓我心裡舒服一點點。」

犯保協會為何能量如此低落?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是1997年白曉燕案後,才把「保護」的概念加進原本以「補償」為核心的《犯罪被害人補償法》草案,並於1998年施行,針對刑案導致死傷的被害人家屬提供生活重建協助。20多年來,陸續把性侵被害人、家暴兒少、在國外的被害國人、在國內的被害移工與人口販運被害人納入,並於2008年開始施行「一路相伴」,提供法律協助;2014年施行「溫馨專案」,加進心理師提供創傷復健。

犯保協會近3年的新開案量是2017年1,916件、2018年1,687件、2019年1,828件,但全台22個分會,專任人員僅63人、兼任119人、志工8百多位。一位總會專任人員透露,新開案件加上服務中的案件,平均每人身上有近2百個案件在跑,還要兼顧行政、募款或活動,起薪卻比一般社工(月薪約3萬4千元)更低。加上若沒有地檢署、警察局或社會局轉介,很多被害人根本沒機會接觸犯保協會。犯保業務長年不受重視,執行長、各分會主委等重要職務都是兼任,董事會成員也多為官方,這都是犯保協會淪為被動官僚的因素。 

近3年犯保協會提供法律訴訟補償、急難救助保護、家庭關懷重建、身心照護輔導等服務的人次總數,分別是63,623人次(2017年)、65,663人次(2018年)、73,394人次(2019年),數字看來不少,但有沒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從小燈泡媽媽到國會立委,個性理性的王婉諭透過努力提升兒少及犯罪被害人權益的方式,希望讓孩子的犧牲更有價值。
從小燈泡媽媽到國會立委,個性理性的王婉諭透過努力提升兒少及犯罪被害人權益的方式,希望讓孩子的犧牲更有價值。

以社會矚目的2016年小燈泡案而言,王婉諭在申請補償金時,就曾被審查人員問:「現在還會難過嗎?」她如今坐在立委辦公室內,失去小燈泡的痛支持她走到這裡:「我當時說當然還是會難過,但同時覺得很荒謬,為什麼我要來這裡被問這些問題?」下個會期,她將力推修法,重點之一便是健全補償金制度。

目前犯保補償金的做法是國家先代替加害人墊付部分給被害人,因此須經審議,衡量身心受傷的程度,確認是否符合補償要件。而這只是代墊,一旦民事判賠要扣掉,或最後被告無罪也會追回。過去就曾發生過性侵被害人在一審判決被告有罪後,先領到補償金,二審時被告被判無罪,補償金遭追回的情況。王婉諭認為:「保護被害人應該是國家的責任而不是恩給,現在因為是恩給,國家要審議喪葬費花這麼多錢合理嗎?這不妥適也很不尊重,我們修法,會希望是採用不同級距式的定額制,省去被害人一直希望得到安慰,卻感受不好或二次傷害。」

2016年3月小燈泡事件發生後,民眾在案發地點附近的人行道上點蠟燭,獻上各種玩具、鮮花、零食向小燈泡致上哀悼。
2016年3月小燈泡事件發生後,民眾在案發地點附近的人行道上點蠟燭,獻上各種玩具、鮮花、零食向小燈泡致上哀悼。

 

全面整頓 專責人員引介各項資源

王婉諭說,當初面對司法慌亂無助,幸而有律師團協助,得到很多資源支持,受之於人要回饋社會,幫助更多無助的被害人。「例如當時我們很想知道什麼時候發還遺體,但犯保也不太知道。如果能有了解整個案件、家庭情況的專責人員協助引介不同資源,像姑姑(王薇君)這樣真正做到一路相伴,我們希望透過修法重整相關人員,全面檢視經費運用。」

王婉諭與先生劉大經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療癒失去小燈泡的痛,王婉諭投入公共議題,先生則會聯繫慰問其他被害人家屬。(翻攝臉書)
王婉諭與先生劉大經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療癒失去小燈泡的痛,王婉諭投入公共議題,先生則會聯繫慰問其他被害人家屬。(翻攝臉書)

由於她們的現身,犯罪被害人保護成為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的焦點議題之一,今年王婉諭走入國會,上半年召開公聽會,凝聚跨黨派立委、法務部、行政院、民間共識。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解釋:「犯保應該是一個跨部會的平台,不是法務部單一的業務。像衛福部已經有社工、心理諮商資源,如果被害人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勞動部也要提供職業訓練,只要在考量國家財務下能讓人民享有更好福利,我們沒有既定立場。」

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說,法務部去年已開始研擬修法,尋求跨部會合作以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能量。
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黃玉垣說,法務部去年已開始研擬修法,尋求跨部會合作以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能量。

過去多年關注被告人權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去年也開始將眼光轉向被害人,董事長林永頌比較兩造資源差異:「法扶基金會(協助被告端)是在犯保協會(協助被害人端)之後才成立的,但法扶的制度設計不在官方手中,13個董事只有5個來自官方,政府出錢,公辦民營;犯保協會是在官方控制底下,主事者沒有熱情,做事就會比較表面、保守。」司改會認為,董事會增加民間專業人士,分會主委、總會執行長要全職,專職社工的薪資也要提升,被害人保護才會做得比較好。王薇君則表示:「希望犯保協會可以有10個王薇君。」

 

提出草案 修復式司法助生命自癒

司改會準備提出民間版草案,王薇君、犯保協會台中分會主委陳怡成律師均加入討論。陳怡成實務上倡議修復式司法,因為她發現擔任律師這麼多年,很少人因為官司輸贏而開心:「國際上,修復式司法最早是從被害人的角度出發。法律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和被害人想知道的真相是2件事。所以,被害人能不能為自己說話,告訴被告自己因犯罪被害所受的影響?能不能在對話中感受到被告的人性還是存在?當被害人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完整樣貌,沒有找到答案,就沒有辦法長出生命修復的力量。」

王婉諭說,小燈泡在家裡並不是不能談的話題,其他手足想起小燈泡會來找媽媽訴說。
王婉諭說,小燈泡在家裡並不是不能談的話題,其他手足想起小燈泡會來找媽媽訴說。

叡叡媽媽淑蓉、王薇君、王婉諭都從被害人的角色重新站起,投入公共事務也是在試圖療癒自己。今年1月31日,王婉諭上任立委前一天,她夢到小燈泡對她說:「加油!」王薇君說,她也夢過王昊,夢中的昊昊身上沒有傷痕、乾乾淨淨,穿著牛仔吊帶褲、淺色衣服與球鞋,對著她一直笑,一直笑。 ★《鏡週刊》關心您:

  • 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撥打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 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1. 安心專線:1925(24小時)
  2. 生命線:1995
  3. 張老師專線: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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