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倒數　北京急著建立權力真空地帶

湯名暉／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中共二十一大的倒數已經開始。從表面上看，中南海的權力格局早在二十大後就已「定於一尊」，似乎沒有太多懸念；但北京政壇最近一連串高層缺席與低調人事異動，卻透露出另一種氛圍，而是在進一步清場建立權力的真空地帶。

這一輪清理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對象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敵對派系，而是曾經協助政權平穩運轉的元老舊部與重臣。這些可能的「權力中介」未必能直接挑戰最高領袖，卻能在危機時刻提供政策替代方案、串聯官僚系統，甚至成為黨內重新協調利益的節點；正因如此，它們才會在二十一大前成為被提前處理的對象。

換言之，北京不是只在處理幾個官員，而是在二十一大前拆除任何可能形成替代中心的政治基礎，現實的問題之一是習近平的健康因素。個別人士的缺席或許可以被解釋為個人因素，但當缺席、轉任等變動因素出現，這些事件就會是權力重組的連續訊號。經濟下行、社會不滿與美中博弈同時壓上來，使得北京必須未雨綢繆。

一、名單上的缺席，比通稿更有戲

這一波清理的訊號遠較以往明確，雖然共同的徵兆都是缺席，但是人員名單卻是更貼近核心身邊的老臣。2026年8月25日上午，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趙樂際主持，官方通稿記載常委會組成人員149人出席。

引人注目的是，全國人大常委、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金權沒有出現在名單上。若對照全國人大公開通稿與既有任職履歷，這是政治火線向上延燒的異常訊號。江金權自一九九〇年代起長期任職中央政策研究室，2020年10月接替王滬寧出任政研室主任，2025年12月卸任，由唐方裕接手，前後在這個系統待了超過三十年，被視為王滬寧在中央政策研究系統的重要代理人，且與王岐山私下亦有交流。此前外界已傳出他遭到調查，這次缺席，讓相關傳聞更難被輕描淡寫帶過。

紀檢系統也出現類似的訊號。曾任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的肖培，被視為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在反腐體系內的嫡系。2026年6月24日，他剛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7月3日李希主持中紀委常委會會議，八名副書記中有六人出席，肖培缺席；8月22日中紀委二十屆六次全會，雖然人有出席，卻沒有在主席台就坐，同場會議還增補趙世勇、張忠出任中紀委副書記。

這組時間序列看起來不像單純退休安排，更像是紀檢系統權力排序被重新洗牌。判斷關鍵不在於特定人士是否失勢，而在於同一系統內連續出現缺席、降溫與新人補位，且這些變化都發生在二十一大前夕。肖培今年65歲，比他年長的劉金國、喻紅秋仍正常與會，年齡顯然不是最好解釋。從江金權到肖培，王滬寧與王岐山舊部陸續出現異狀，正是昔日重臣留在官僚體系內的影響力遭到清理的訊號。

二、清理舊部，不只是反腐

在中共的官僚體系裡，「二線」從來不等於影響力的終結。退居人大、政協或專門委員會的元老與資深官員，仍然可以靠著數十年累積的門生網絡與政策影響力，在體制深層發揮隱性的影響力，提供較為公允的訊息與意見。

王滬寧長年掌管宣傳與意識形態，江金權是他在中央遺留的重要影響力；王岐山在十八大的反腐風暴中建立起龐大的監察體系，肖培等人則是這套體系在黨內維持專業話語權的承重牆。2026年3月24日，跟隨王岐山近二十年的前祕書、金融監管總局副局長周亮在任上落馬；6月2日，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黎曉宏被查；再加上肖培退居二線，王岐山系統在體制內的影響力幾乎清空。

問題是，為什麼時間點是現在？答案很可能在於壓力正在同時逼近。雖然當前並無挑戰者，但是在習近平突破任期慣例，走向第四任期的過渡期，中國經濟基本面並不好看。依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房地產與就業資料，2026年1至7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4兆3,009億元人民幣，年減19.2%；7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升到17.9%，創十一個月新高，今年高校畢業生規模更達1,270萬人。

財政方面，若對照財政部與公開債務測算資料，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雖然下降，但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仍達92兆6,000億元，負債率68.7%；今年上半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只有9,778億元，年減31.5%。這些壓力本身未必立即轉化為政治危機，但它們會放大決策層對失控的敏感度。在這樣的環境裡，任何具備跨部門聲望、專業政策能力或黨內號召力的系統，即使表現得再臣服，也可能面臨君心難測的壓力。

所以，斬斷這些人的門生故舊，並不只是反腐或人事調整，而是危機前夜的預防性清場。處理王滬寧、王岐山的舊部，就是要確保二十一大之前，黨內沒有任何人能凝聚替代方案，或在危機中形成第二權威中心。

三、中南海要的是「眾弱共治」

清除重臣、切斷網絡，最後導向的是一塊被刻意製造出來的權力真空。在新的權力結構裡，最高領袖需要的不再是具備全局視野與手腕的政治盟友，而是職能被切碎、彼此掣肘，也沒有自主政治資本的專業官僚。例如：王滬寧從朝鮮歸國後，立即被派往西藏，無形的下馬威將使得老臣不敢擅議大政。

這就是中南海正在加速打造的「眾弱共治」。高層官員的權威不再來自政績、派系奧援或地方治理聲望，而是繫於最高領袖當下的信任；跨部門協調權限被收攏到「小組長」之手，政治局常委與委員各守一隅，像一座座互相防範的孤島，履歷完整的實力派與技術官僚將難以集結。

「眾弱共治」的代價，是犧牲官僚體系的能動性，換取最高權威的安全。當所有人都處於政治上的弱勢，就沒有人有足夠的實力，在接班安排、政策糾偏或突發危機中形成獨立的中心。這也解釋為什麼北京一方面強化集中領導，卻又不斷清場：在此邏輯之下，治理效率讓位於政治安全。這種安排短期內確實壓下問責的壓力，鞏固個人獨尊的權力秩序，但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個人化威權政體走向晚期時常見的制度退化。

四、權力越集中，危機越難減震

為實現過渡期的穩定，將高層政治環境的相同政治世代清空，形成往後「眾弱共治」的空缺，代價會出現在治理層面，體制原有的自我修正與平衡機制也隨之失效。最直接的問題是決策封閉與訊息失真。在人人自危、老臣隨時可能被剝奪政治生命的環境裡，官員傳遞真實訊息的意願會降到最低，取而代之的是迎合上意與層層加碼。當決策層被過濾後的訊息包圍，政策就容易脫離經濟規律與社會實情。

其次是官僚體系普遍的避險與怠工。在缺乏政治庇護與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對基層與中高層幹部而言，是最理性的生存策略。懶政之下的官僚系統失去動力，只剩下表態與政治學習的表演。

如果經濟震盪、地緣衝突或重大社會事件同時襲來，將無人敢任事，也無人願擔責。有人或許會說，這只是高壓體制中的例行整肅，未必代表權力結構已經不穩；但問題正在於，當體制需要靠不斷削弱中介力量來維持穩定時，穩定本身就變得更依賴領導人的意志。

過度集中的權力看似能迅速排除雜音，卻也會讓錯誤決策沒有緩衝，最後把所有政治與治理風險推回最高決策者一人身上。越是消除挑戰者，也越有可能消滅解決問題的能力；而當一個體制連自我修正的空間都被視為威脅時，真正的危機往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