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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7 06:59

【死刑辯護人番外篇】另一種被害者

文|陳昌遠    攝影|林俊耀    影音|梁莉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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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致豪說,為冤案或死刑案辯護:「我的標準從來沒有兩樣,不管這個人多麼讓人覺得可憐,或多令人厭惡,也應該用同樣標準來看待,尤其是程序上,你不能先決定你喜不喜歡這個人,再決定我要用什麼手法對待他。
黃致豪說,為冤案或死刑案辯護:「我的標準從來沒有兩樣,不管這個人多麼讓人覺得可憐,或多令人厭惡,也應該用同樣標準來看待,尤其是程序上,你不能先決定你喜不喜歡這個人,再決定我要用什麼手法對待他。

每一個殺人凶手,都曾經是天真無邪的小孩,小孩長大了,走上人生路,路途中有衝突、轉折,以及困境。有些人一輩子都走在平坦路上;有些人選到對的路走;有些人走到懸崖前,知道要回頭;有些人掉下懸崖,但運氣很好,有人拉了一把。

而有些人,就真的掉下去了。

要了解一個人的脈絡,必然會談這個人的家庭。訪談過程中,我們也詢問黃致豪對於辯護對象的原生家庭,了解多少?對於這些提問,他顯得謹慎,只因社會氛圍往往也對殺人凶手的家庭,給予嚴厲指責。

對於鄭捷為何犯案,黃致豪以人的存在感、疏離感來詮釋。他在與鄭捷對話的過程中,也問鄭捷關於家庭的事情。「他的家庭背景就跟大家所知道的一樣,爸爸、媽媽穩定的工作,有兄弟,然後就這樣,大家都知道的公開資訊,家裡對他從來沒有虐待,什麼想像過的鳥事都沒有,也沒有什麼重大衝突,有的話也是平均會發生在每個家庭裡面,上一代跟下一代的疏離,或者不解,這每個家庭都有。對我來講,他的家庭,台灣沒有50萬,也有100萬。」

為鄭捷辯護的過程中,黃致豪也透過關係,與鄭捷的家人見面,討論案件,當時鄭捷的父母也問他:「鄭捷為什麼殺人?」對於這個問題,黃致豪沒有答案,只能回答「不知道」。

而他認為,鄭捷的家庭,是另一種被害者。以下是他的觀點:

Q:鄭捷父母很快就將鄭捷『割開』了,你也提到,鄭捷說你去看他的時間比他父母還要多,這是為什麼?

「我曾經也用『割開』這樣的觀點想過,後來我發現那是對他們過度的『苛求』。最近幾年,我們開始有一個《被害者學》,研究被害人的學問,這邊我們講的被害者學,不是典型的『加害者直接犯罪的被害人』。」

「加害者的家人,其實也是一個類型的被害人。我舉個例子,在日本當少年A(又稱:『酒鬼薔薇聖斗事件』。是1997年日本兵庫縣神戶市須磨區發生的連續殺人事件,年僅 14 歲的少年造成 2 人死亡、3 人重傷,殺害對象都是小學生。少年A被判有罪後,他的家族其實是自殺的自殺、隱姓埋名、工作被辭退、被霸凌,然後舉家搬遷,從此不再看到他們任何人。」

「我認為日本社會結構,跟台灣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鄭捷這個案子,就做了最好的註腳。或許某個綜藝天王說出了我們的心聲,就是說,當我們要洩憤的時候,你一個人是不夠的,我要你全家出來負責,那這是一種集體的激憤,想要找一個代罪羔羊,這其實就是活人獻祭,這種情況在台灣,我認為他的巔峰,就是鄭捷這個案子」

「你看這個案子之後,他的爸媽要出來,很戲劇性的要下跪、要道歉、哭,然後大家開始質問,問你們有什麼想法?你們決定怎麼樣補償大家?你們教出這樣的兒子有什麼樣的感想?」

「問題來了。大規模的隨機殺人犯罪裡面,可能有高達5、6成的父母親,其實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錯。因為表象上看起來好像沒有犯錯。沒有虐待、沒有體罰、沒有情緒的污辱、沒有特別的所謂的冷暴力。疏離就是一般程度的疏離,大家都體驗過的疏離。」

「那他們做錯了什麼?我相信他們在那個案子裡面,不管是少年A的家人,或是鄭捷的家人,這個問題大概也會跟著他們一輩子,就是:『他們到底做錯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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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8.09.13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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