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
2020.01.27 18:28

【鏡相人間】我在台灣學抗爭 在台移工的公民課

攝影|鄒保祥    特約記者|簡永達 
越南籍移工阮越高(阿高),是越南工會的核心幹部,他在台灣替20萬名同鄉爭取權益。
越南籍移工阮越高(阿高),是越南工會的核心幹部,他在台灣替20萬名同鄉爭取權益。

去年12月,一場熱鬧如嘉年華般的移工大遊行中,有支不甚顯眼的隊伍,他們是越南移工工會。

全台約有20萬名越南移工,他們多是廠工,是職災頻仍的台灣最直接的受害者。越南移工阮越高和同伴自組工會,打算為同鄉爭取權益,如果順利登記,他們會是全台第一個外籍廠工的工會。

然而,現實沒有願景那般漂亮。移工工會面臨人員流動、仲介施壓,甚至,越南移工還須克服源於極權的恐懼。即便自組工會之路磕磕絆絆,但他們也在一場場遊行中,長出信心。

他們不只在台灣做工,也在街頭上了一堂「在台移工的公民課」。

12月8日,清晨,7點5分。

週日晨間的桃園觀音工業區,是白牌車的一級戰區。駕駛銀色豐田廂型車的司機,3支手機的鈴聲沒消停過,他一手扶著方向盤,一手幫著車隊的司機跟等車的移工配對。坐在副駕的越南移工阮越高同樣忙碌,他用越語精準地下達指令,吩咐同鄉幾點幾分在工廠門口等著。

2019年12月8日下午,上千名外籍移工上街,呼籲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要求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
2019年12月8日下午,上千名外籍移工上街,呼籲廢除私人仲介制度,要求政府對政府直接聘僱。

週日不開趴 接人去抗議

要不是他們的言談露了餡,這幕僅是一般移工的週末日常。司機問:

「你們要去台北玩啊?哪時候回來?」有意順道攬下回程的生意。

「我們去台北抗議。」阮越高見司機沒反應,繼續用不流利的中文忿忿地說:「仲介每個月收我們服務費很多錢(約新台幣1,500元至1,800元),根本什麼都沒做啊。」

32歲的阮越高,來台工作6年,個子不高,下巴略微寬厚。朋友稱他「阿高」,他是越南移工工會的核心幹部,替台灣約20萬名越南移工爭取權益,如果順利登記,這會是台灣第一個全由外籍廠工成立的工會。車上,包含阿高在內5名越南移工,都是工會成員, 他們準備搭車北上,參加二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後車廂擺著他們特意製作的抗議紙板、布條、旗幟與背心。

外籍移工每月繳交1,500到1,800元的仲介服務費,3年合約期間共約6萬元,移工若在台續聘、轉換,可能再被收取一筆買工費。
外籍移工每月繳交1,500到1,800元的仲介服務費,3年合約期間共約6萬元,移工若在台續聘、轉換,可能再被收取一筆買工費。

早上,7點40分。

阿高與朋友候在中壢車站,他們手持紙板,上頭寫著:接人去抗議,取消仲介制度。

週日的車站,路過的移工不少,卻沒人真正停下腳步。30分鐘過去,我看著阿高不斷上前向其他越南移工解釋這場遊行的訴求,然後一再地碰軟釘子,最終,沒人同行。

「他們都怕啊!」阿高尷尬地向我解釋,為何越南移工被浮濫超收仲介費的情況最為嚴重,卻沒有人敢上街抗議?

越南政府規定,勞工出國工作的仲介費不得超過4,000美元,然而據台灣移工聯盟(MENT)經過1年訪查,每名越南移工繳交6,000至8,000美元不等的仲介費,比起印尼與菲律賓勞工平均多繳了5,000美元(約新台幣15萬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成員吳靜如投入移工服務16年,她觀察「大部分的移工週末都喜歡去參加party,消解一下上班的苦悶,願意上街頭的移工本來就少,大家都怕仲介報復,只是越南人更困難,他們還多了(越南)政府的壓力。」

或許是種恐懼的延伸,若在越南上街抗議,示威者動輒被共產黨政府冠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處以徒刑。接受報導訪問的越南移工,都流露不同程度的擔心, 有人要求刪除訊息記錄,有人只願意透過WhatsApp聯絡。

很難確信越南政府對移工的監視有多嚴重。至少,阿高與多數的越南移工都相信,遊行現場肯定有越南政府的人馬,混在隊伍中,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外籍移工披著曬衣鏈上街,隱喻仲介控制移工的方方面面。
外籍移工披著曬衣鏈上街,隱喻仲介控制移工的方方面面。

海上遇死劫 負債來台賺

極權政府的統治雷同,常以賺錢的欲望,向人民交換對國家的忠誠。

阿高出生在越南中部的廣義省,家靠大山,父母務農,為了養活家中9個小孩,2人經常為錢爭吵。賺錢成為阿高往後生活的重中之重。他15歲開始工作,曾在車站幫來往的旅客挑行李,也在山裡的伐木場背木材下山,長期背負重物,造就他的背厚實而拱。

待18歲成年後,為了更好的薪水,他上漁船工作,在越南中部至南部近海處捕魚,每月約能賺500到700美元,陸續幫家裡蓋了新房子,也負擔了弟妹的學費。

不過,海上看似不錯的薪水,是他用命換來的。

某天晚上,船尾響鈴大作,所有人擠在魚網兩側,準備將漁獲一落一落拖上船,突然,漁船一側的鋼鍊鬆脫,2名漁工連帶被拖下漆黑的海面,當所有人急著找尋落海漁工時,船上的老漁工悻悻地說:「過2天等他們浮上來再找。」海上的人命不值錢,阿高說:「除非病到快死掉了,否則不可能上岸。」

真正讓阿高決意上岸還是為了錢。2013年,越南漁船在近海捕不到魚,阿高所屬的漁船越界到印尼海域捕魚,遭印尼海巡艦艇攔截,手持長槍的警察登船,兩邊人雞同鴨講,差點引發衝突,他們的漁船被扣了2天才回國。

近海漁獲缺乏,被認為與台塑在中越鋼鐵廠排放汙染有關。當時,阿高察覺到捕魚賺不到錢,想著換份工作,正好在台灣工作的表弟鼓勵他出國。於是,阿高繳了6,500美元的高額仲介費,將家裡的土地抵押貸款仍不夠,仍得四處跟親友借錢。

阿高和朋友準備搭車北上,參加2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
阿高和朋友準備搭車北上,參加2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

對所有移工而言,背債出國工作,讓他們更好地成為順從的工人。

具體而言,移工來台簽的多是3年的契約,工作滿2年,再由雇主決定續約與否。不過,他們通常得花2年時間,才還完出國前的貸款,新來的工人尤其不敢反抗。

為臭槓老闆 起念爭勞權

2014年,阿高來台才9個月,就跳出來抗議工作環境。他在一家化學材料廠工作,工廠煙囪常冒出惡臭,當其他移工選擇隱忍時,他鼓起勇氣跟主管反映,「這樣的環境我沒辦法工作,公司應該把設備修好,把煙囪修好。」剛來台灣,貸款當然還沒還完,他也不會說中文,特別透過翻譯說:「你們不能送我回越南,不然我要換雇主,這是我的權利。」

老闆最終接受了阿高的條件,將工廠停業3個月,花了數百萬元修理更新設備,煙囪沒再發出惡臭。這次成功經驗,讓阿高萌發爭取工人權益的興趣。

每週日,他固定到桃園聖心天主堂望彌撒,主持神父是長期關注越南移工權益的阮文雄。不過,神父的工作忙碌,移工實際申訴求助的對象,多是透過同樣在台灣工作逾10年的移工阮德輝。

在台移工已破70萬人,他們支撐我國3K產業存續,只是移工目前透過私人仲介制度來台,常受到層層剝削。
在台移工已破70萬人,他們支撐我國3K產業存續,只是移工目前透過私人仲介制度來台,常受到層層剝削。

他是神父的二把手,在台的越籍移工多半認識他。「阿輝(阮德輝)是熱心的人,他幫助很多在台灣的越南工人。」阿高回憶2014年抗爭後與阿輝首次見面,「我才接觸工人權利的事,想要跟著他去學習。」

阮德輝剛開始在苗栗苑里工作,小工廠裡沒有會講中文的移工老鳥,他不得已自修中文,整天戴耳機收聽新聞廣播,花2年時間,將中文練得幾乎沒有口音。事情傳開後,鄰近工業區的越南移工,經常找他調停與雇主的糾紛。

某日,他接到朋友電話,1名越籍移工被雇主的2個兒子輪流毆打,還將香蕉水倒在他身上。阿輝氣極了,放下手邊工作,趕到現場,「我看到他的皮膚爛掉,一直在喊『我好痛』。」他拽著受傷的移工到醫院,請醫生開驗傷單後,到警局報案,接著,仲介跟老闆都到了,他們一進門大咧咧地咒罵著。

「我一開始有點擔心,台灣的警察會不會跟越南一樣,只幫有錢有權勢的人。」結局超乎他的預期,那家工廠被停業1週,勞工局的官員每日進出檢查,後來雇主被要求賠償受傷的移工,「我簡直是生活在2個世界,在台灣法律是可以保護我們的,我們真正是平等的。」

仲介不作為 自力組工會

不過,移工幫著其他人做抗爭,總有些泥菩薩過江的氣味,若計畫不周,他們可能變得比離家時更窮。「很多人沒有看到未來,他們知道自己辛苦,也了解自己受欺負被壓下去,我是不想後面再來台灣的人受欺負。」阿輝的聲音雄厚了起來。

他多年來轉介受傷移工去阮神父的庇護所,有個女工右手遭沖床機重壓碎裂,只剩一層皮連著,但公司不願意賠償,她訴訟打了3年,最終還是敗訴,回越南後找不到工作,載浮載沉地活著。

傷心的故事一再重複,於是,阿輝有了更大膽的想法,他想成立一個屬於越南移工的工會,複製過去與雇主打交道的成功經驗,替移工爭取權益。

只是,台灣已經有像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或是阮神父的越南移民移工辦公室這類NGO組織,替移工爭取權益,為何還要成立越南移工的工會?「我們的工會是我們的,是代表我們越南勞工。如果我們可以自己處理我們的事情,為什麼要讓別人代表我們。」阿輝說話緩慢而沉穩,白淨的臉龐不太表露情緒。

透過參與陳抗練兵,阿輝(前右)與其他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至能蓋過源於越共統治下的恐懼。(張榮隆拍攝)
透過參與陳抗練兵,阿輝(前右)與其他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至能蓋過源於越共統治下的恐懼。(張榮隆拍攝)

阿高有過與雇主抗爭的經驗,與阿輝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們在2016年成立工會後主打的第一個議題,就是針對所有移工有感的仲介制度。

對於仲介的不作為,阿高有切身感受。他有次生病,呼吸不順,晚上睡不著覺,他打電話請仲介載他去看醫生,仲介說:「我今天跟明天工作排滿了,後天再帶你去看醫生。」阿高回:「如果我死掉了怎麼辦?」對方竟說:「你現在還可以說話,不會死掉啦。」阿高回憶這段仍有氣,「仲介每個月拿服務費卻沒有幫我,這樣我要仲介幹嘛?」

為了招募會員,他們趁週末在火車站附近擺攤,或到各地的教堂介紹工會理念。一直從旁協助的吳靜如,經常跟著他們到處宣講,「剛開始他們講話比較沒信心,經常會問:『我這樣講對不對?』現在他們可以自己安排活動,誰上台講話、誰印傳單、誰開直播。」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前右2)一直在旁協助工會,她看見這群越南移工的蛻變。(張榮隆拍攝)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前右2)一直在旁協助工會,她看見這群越南移工的蛻變。(張榮隆拍攝)

參與陳抗練兵,讓這群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而足以蓋過源於集權的恐懼。

為工安上街 妻竟遭解約

時間拉回2016年10月「廢除3年出國1日」遊行,工會號召了近千名越南移工上街,他們聚在立法院外,「投票的時候,我們就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通過,如果通過了,那對我們越南人是很有利的。」阿高身子前傾,難掩激動地說:「法案通過了,我們抱在一起哭,這讓我相信好事真的會發生,我很有興趣繼續參加抗議。」

遊行過後,阿輝下了截然不同的決定,他要回家。「我兒子已經8歲了,我只有透過視訊跟照片看過他,我想多陪孩子。」他認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完結,是時候回歸家庭了。

移工很像候鳥,時間一到終要返家。「我在移工團體也久了,人(移工)的不流動,根本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吳靜如話中有些無奈,因為「每個組織都需要一種人,他們組織能力夠,可以call人, 大部分(移工)都是跟著熟悉的人來,當熟人不見了,他們就不來了。」

為了推展理念,越南移工工會成員到台灣各個教堂宣傳。(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為了推展理念,越南移工工會成員到台灣各個教堂宣傳。(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有來有去,才是移工生活的常態,當阿輝決定離開,隨之阿高的妻子,在2017年決定申請來台工作團聚。當問起妻子能否支持他在台灣的抗爭?「她說我如果不去抗議,她就不要我了。」阿高談起妻子阿月, 眉眼都跟著飛揚起來。

她是他最強的後盾。不過,2017年12月底,桃園市蘆竹區的工廠宿舍發生大火,造成6名移工死亡,這場台灣所遭遇最嚴重的移工宿舍火警,促成許多越南移工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宿舍安全,阿月也參與其中。

阿高今年就要回越南了,但他說來台工作6年,已經徹底地改變他,從思考的方式到行為都是。
阿高今年就要回越南了,但他說來台工作6年,已經徹底地改變他,從思考的方式到行為都是。

不料,隨即遭到仲介業者報復。有人將她參與抗議的照片上傳至仲介群組,結果,原有的仲介找理由跟她解約,也沒有新仲介願意承接,就這樣,阿月來台5個月就被迫返回越南。

畫面切回2019年底的移工大遊行,在戰友與摯愛相繼返國後,只剩阿高孤獨地抵抗。

12月8日,下午1點整。

人潮湧入遊行起點。這面,印尼籍移工身披百納被,那側,菲律賓移工製作了大型人面八爪章魚,隱喻仲介控制移工的方方面面,現場像是共赴一場嘉年華。

遊行開始前,阿高被找上台喊話。他第一次站上大型陳抗舞台,節奏有些卡頓,聲音數次被台下吶喊聲淹沒。

走下舞台,阿高喃喃說:「我今天很開心,辛苦好幾個月,終於要結束了。」他的身心像蜷曲的茶葉在熱水中舒展開來,他私下透露,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台灣的抗議活動,2020年合約到期後,他也要回越南了。

阿高的妻子阿月,2017年申請來台工作團聚,在同年一場移工宿舍火警後,上街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宿舍安全,卻遭仲介業者報復,來台5個月即被迫返回越南。(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阿高的妻子阿月,2017年申請來台工作團聚,在同年一場移工宿舍火警後,上街呼籲台灣政府正視宿舍安全,卻遭仲介業者報復,來台5個月即被迫返回越南。(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關心台民主 開聊亡國感

看似漂亮的工會願景,充滿不確定變數。首先,工會的核心幹部紛紛回國,加上仲介施壓,新來移工加入意願不高,吳靜如承認「目前客觀條件是不利的,說不定阿高回去後,工會就會解散了。」她停了一下,不希望我誤解,「其實,工會成不成立,我並不是那麼在意,但是這個團體對這些人有什麼影響,或是,每個人是不是能在裡面成長,這是我比較在意的。」

「來台灣6年,改變我很多想法,從思考的方式,到行為都改變了,以前在越南,連想像遊行都不可能,在台灣可以想、可以做,還可能改變(政策)。」阿高在遊行的空檔,喜歡談論台灣的民主,他主動聊起近來很夯的「亡國感」,在臉書轉貼香港反送中,不只移工議題,他也參與過反空汙大遊行。

移工遊行中,將牛頭、仲介等角色,意象化成吸血的餓鬼。
移工遊行中,將牛頭、仲介等角色,意象化成吸血的餓鬼。

「一開始我過來只想賺錢,現在我想協助更多越南人,這是我本來沒有想到的。」台灣的民主很好,但阿高也明白,那是台灣人爭取來的。

阿輝在2018年離台前的最後一個行程,沒告訴任何人,他一早從桃園搭火車到宜蘭,就只為了找到林義雄的慈林紀念館。知道三十多年前林義雄家的滅門血案,是他當年為了學中文,聽廣播聽到的,「我很有興趣瞭解,台灣以前也是威權的國家,是怎麼變成民主國家的?」

平日午後,陽光灑進大片落地窗,館內無其他遊客,他悄聲和館員說:「我可以聽得懂中文,但是閱讀不是很好,你可以幫我解釋這些展覽說什麼嗎?」

他們在台灣不只做工,也在街頭上了一堂「在台移工的公民課」。

更新時間|2020.01.30 16:50

更多內容,歡迎訂閱鏡週刊了解內容授權資訊

相關關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