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時我們換一個方式表達，結果會不會不一樣？」從事徵信業近20年，現任台灣偵探職業總會理事長、同時也是立達徵信社創辦人的謝智博，看過無數婚姻破裂、外遇背叛，也走進許多外人難以想像的人生故事。但問起當年為什麼決定自己創業，他腦中浮現的，不是第一筆賺到的錢，也不是哪一次成功抓到外遇，而是一名20多歲、懷裡抱著未滿6個月大嬰兒，從頭到尾低著頭、沒有看過他一眼的年輕媽媽。近20年過去了，那個畫面他至今沒有忘記，也成了他日後不斷思考「徵信究竟應該替人做什麼」的起點。
那是謝智博還在其他徵信公司任職時接觸的案件。女方懷疑丈夫外遇，他負責跟監調查，最後在石門水庫拍到丈夫與第三者相處的畫面。謝智博回憶，當時的自己只是一名調查員，任務就是把真相找出來，因此蒐證完成後便將相關畫面交給主管，隔天也跟著主管前往女方家中談後續委託。沒想到，這場在徵信業裡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外遇案件，最後卻成了他多年來最難忘的一幕。
謝智博至今仍清楚記得當時家裡的擺設，客廳放著一張L型沙發，主管坐在短邊，女方爸爸坐在另一側，那名20歲出頭的年輕媽媽則抱著一個還不到6個月大的孩子坐在旁邊。「小孩很安靜，就躺在媽媽懷裡。」主管拿出丈夫疑似外遇的相關畫面後，接著與家屬談進一步「抓姦」的委託。在當年通姦罪仍存在的時空背景下，這也是不少婚姻案件接下來會走的一步，費用則約要30多萬元。
只是，女方爸爸猶豫了。他認為才剛委託調查一、兩天，30多萬元並不是一筆小數目，更何況一旦決定抓姦，對一段婚姻而言幾乎等同直接攤牌，因此希望再想一想。雙方談不攏，氣氛也逐漸僵持，謝智博回憶，主管後來情緒上來，一掌拍向桌面，巨大的聲響讓原本安靜躺在媽媽懷裡的嬰兒瞬間嚇哭，但比起那聲巨響，更讓他記到現在的，是那名年輕媽媽從頭到尾都沒有抬起頭。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看我們。」謝智博說，那名女子始終低著頭，只是抱著孩子輕輕地搖、輕輕地哄，沒有看主管，也沒有看他。最後雙方不歡而散，離開位在竹北巷弄裡的住處時，主管仍認為對方並非真的沒有能力支付，而是不願意花這筆錢。當時的謝智博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那名女子低著頭、抱著孩子的畫面，不知道為什麼一直留在他的腦海裡。
約莫半個月後，謝智博因為始終掛念著這起案件，再次詢問主管後續。「我腦袋裡就像看了一個故事，很想知道它的結尾。」沒想到依謝智博回憶，主管當時告訴他，那名客戶當天就選擇「走了」，至於後來是否搶救回來，他並不清楚。聽到的當下，謝智博整個人愣住，腦中開始一遍又一遍重播那天的畫面：那個年輕媽媽為什麼從頭到尾都低著頭？她抱著孩子時到底在想些什麼？如果當時不是急著把她往「抓姦」這條路推，而是先告訴她，其實人生還有別的選擇，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老公外遇，它就是一個過程而已，它不是一條絕路。」這起事件讓謝智博第一次真正開始思考，徵信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對他來說，發現另一半外遇，不代表接下來只能抓姦、報復，或把一段婚姻推向最激烈的衝突，也可以選擇挽回、協商，甚至在什麼都還沒有決定以前，更重要的或許是先讓一個情緒已經接近崩潰的人知道，人生不是只剩下眼前這一條路。「不一定要抓姦啊，我們如果用比較好的方式去跟她講，也許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那名女子後來究竟如何，謝智博沒有再得到確切答案，但這個始終不知道結局的故事，卻意外改變了他的人生。2007年7月，他離開原本任職的公司，成立立達徵信社，一轉眼已經近19年。
談起自己當初怎麼踏入這行，謝智博笑說，其實帶著幾分「誤打誤撞」。年輕時他曾在中原大學附近賣雞排，沒想到連餐車都被偷走，報警後也沒有找回來，後來恰巧在報紙上看到徵信社徵「調查員」，看到這三個字，他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外遇或抓姦，而是小時候熟悉的柯南、金田一，「就覺得調查員很神秘」，因此一腳踏進這個自己原本完全陌生的產業。
其實，謝智博小時候曾經想當警察。他透露，自己出生後疑似因青光眼造成視神經萎縮，左眼先天看不見，受到體檢條件限制，警察夢也因此無法實現。視力上的不同，也讓年輕時的他格外在意別人的眼光，甚至會刻意把另一邊眼睛稍微瞇起來，只希望別人不要注意到左右眼的差異，「我很敏銳於別人對我的看法。」沒想到人生繞了一大圈，當不成警察的他，最後卻走進了另一個同樣和「調查」、「找答案」有關的世界。
真正做久之後，謝智博愈來愈明白，這個行業困難的從來不只是「有沒有跟到一個人」。婚姻、背叛、尋人、恐怖情人、詐騙，每一次委託的背後，其實都有一段正在發生的人生；有時候客戶要的看似只是一張照片、一段影像或某個人的下落，真正想找到的卻可能是一個真相、一份安心，甚至是一個困在心裡多年、始終沒有得到答案的心結。
而謝智博自己的人生，也不是一路順遂。他不避諱談起，過去曾因誤信友人而捲入案件、甚至入獄，人生一度跌至谷底；出獄後，他還得背著債務重新開始。那段經歷沒有讓他停下來，反而讓他開始反覆問自己，這輩子究竟想做成什麼，又想留下些什麼？「讀書人有三不朽嘛，立功、立德、立言，總要完成一個什麼吧。」一句話，道出他一路走來對自己的期許，那股想把事情做好、做出一個樣子的執著，也一路延續到今天。
近20年過去，謝智博沒有說自己想成為全台最大的徵信社老闆，相反地，他反覆強調的是：「我沒有想要當最大的徵信社，但我想當最好的。」而現在的他想改變的，也早已不只是自己的公司。謝智博坦言，在台灣，「徵信社」三個字長年背負著太多負面印象，一提到這個行業，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仍是黑道、恐嚇、騙錢、抓姦或遊走法律邊緣，甚至真正進入這個產業工作的年輕人，也可能因為自己的職業而遭到質疑或看不起，「徵信社上面貼的負面標籤太多了，撕不完。」
也因此，如今身為台灣偵探職業總會理事長的他，積極推動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有一天，「徵信」能真正走向受到制度規範的「偵探產業」，從產業分類、專業組織、證照制度，到更進一步的偵探專法，都能建立更明確的界線與規則。因為對他來說，當一個行業以「幫人找答案、解決問題」為存在目的時，怎麼幫、能幫到哪裡，以及什麼事情不能做，其實都比單純「查不查得到」更加重要。
回頭看，這些如今看似龐大的產業理想，和19年前那名抱著嬰兒、始終沒有抬起頭的年輕媽媽似乎隔得很遠，卻又像是從同一個問題延伸而來。那一年，他們確實找到了丈夫外遇的證據，卻也讓謝智博第一次意識到，找到了真相，從來不等於真正解決了一個人的問題。
那名女子最後沒有留下完整的故事結局，但謝智博至今仍記得她。某種程度上，正是那個始終沒有答案的結尾，讓他重新思考自己身處的行業究竟能為人做些什麼，也讓他決定走上另一條路。這條路，一走就是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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