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世界一共有6530萬難民，創史上最高紀錄，但是，人們的捐款或提供協助的熱心程度，遠遠跟不上。
確實，捫心自問，我們能想像一個人的痛苦和希望，但6500萬人？恐怕無從想像起。無怪乎，10個美國中有6個人支持旅遊禁令，阻止難民進入美國；也難怪非洲和西亞四國正面臨奪命飢荒，國際社會的捐款，至今達標率甚至不到40%。
備受敬重的俄勒岡大學心理系教授斯拉維克（Paul Slovic）幾十年來一直自問：這世界為何常常漠視大規模暴行，以及大規模人道災難？
他發現原因在於一種心理機制，他稱之為「心理麻痺」（psychic numbing）。研究顯示，人類的同情心或同理心有其限制，隨著悲劇的受害者人數增加，我們的同理心會降低；大規模的傷亡或苦難，反而弱化我們的敏感度。
我們對個人的故事很有感覺，但隨著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我們的反應卻不成正比！
無論種族屠殺或戰爭受害者人數再多，都無法傳遞這類暴行的真正意義，激不起情緒或感情，遑論行動了。蘇丹西部的達佛（Darfur）種族滅絕已釀成數百萬人罹難，但我們「感受」不到它的真實性。
這可以從人類一個價值判斷功能（value function）說起，低檔數字的改變，對我們的衝擊會更大。舉例來說，0和100，以及5800與5900都是相差100，但我們的感覺是前者差別更大。不幸的是，這似乎也適用在人命上，當悲劇影響範圍更大，人命的價值也隨之縮減。
相反的，則是「稀有效應」（singularity effect），我們珍視單一生命，看到單一個體陷於危難，我們會竭盡全力設法保護、拯救。有多少次，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某個弱勢家庭沒錢給孩子開刀，或者年幼的孩子隻身擔起照顧弟妹的重擔，結果社會上湧出的善心捐款多到嚇人。
我們對個人的故事很有感覺，但隨著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我們的反應卻不成正比！甚至連陷於危難的從一人增加為兩人，人們的愛心也會減少。斯拉維克解釋，這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個體或單一群體，才會產生情緒連結，對兩個人的關注無法像一個人那樣密切。
我們的感覺系統並不善於處理大數字，看到許多人受苦，我們的同情心不會相加，反而感到困惑。
2015年9月，在敘利亞男童艾倫（Aylan Kurdi）溺斃的照片出現後，斯拉維克教授做了分析，發現原本冷眼旁觀的世人突然開始關注起敘利亞，但這效應大約只維持了一個月。（見下圖）
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瑞典。瑞典收容了16萬敘利亞難民，當地的紅十字會成立了一個募款基金，用來照顧這一大群流離失所的人，在艾倫的照片登出的隔天，捐款金額立即從8000美元暴增至43萬美元。然後，維持這水準約一個月後，捐款規模再回復成原來水平。
這類戲劇性的故事或照片，作用就像一聲轟天巨響，會突然喚醒我們麻痺的心靈，激勵我們採取行動。但捐了錢後，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做，過了一陣子，這個開關便再度關閉。
參考來源： A psychologist explains the hard limits of human compassion（Vox）
Psychic Numbing and Mass Atrocity （Paul Slov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