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當蘋果落下 香港新聞自由告終

文|陳虹瑾 蔣宜婷    攝影|攝影組    文|劉修彣
6月24日凌晨,香港市民在《蘋果日報》大樓外舉起最後一份《蘋果日報》聲援。(達志影像)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24日,港警路過在商場內閱讀最後一份《蘋果日報》的市民。(達志影像)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採市場導向 改港媒生態

1995年6月20日,《蘋果》創刊,從此改變香港的傳媒生態。當天的社論如此形容黎智英辦報的宗旨:「我們屬於香港。」「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我們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我們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

1995年6月20日《蘋果日報》創刊,當時47歲的黎智英正在閱讀創刊號。(翻攝自香港《蘋果日報》)

與香港當時「文人辦報」的風氣不同,早年從商的黎智英,在成衣集團佐丹奴於市場上取得成功後,開始開拓媒體事業。1990年,黎智英創辦壹傳媒集團及《壹週刊》,1995年,《蘋果》創刊,一開始便採用了完全市場導向的方針,不單打破當年報業的5元市場共識,以每份報紙港幣2元發售,還採用全彩色印刷、特大字號標題、排版使用大量圖片,《蘋果》很快占領報業市場,成為銷量僅次於《東方日報》的報紙。

市場主導的思維,也反映在《蘋果》的內容上。為了吸引讀者,《蘋果》刊登八卦新聞,使用聳動煽情標題,為搶獨家不擇手段。營運初期,《蘋果》曾捲入一起支付受訪者報酬北上大陸召妓,以拍下獨家照片作為頭條的風波,又因設有風月版、引入狗仔隊文化揭露藝人私生活,而被批為「羶腥色」的代表。

有「狗仔隊始祖」之稱的歐建樑是《蘋果》的創刊員工之一,此前他在香港《壹週刊》已經工作3年。「主管找我去蘋果拍明星照片,我的風格很適合剛開始的《蘋果》娛樂版,藝人走光、偷拍那種風格,」歐建樑說。

《蘋果》很快重新定義了當時香港娛樂新聞,走光照、醜照、偷拍跟蹤,也因此成為演藝明星的夢魘,甚至還曾被香港演藝人員公會所抵制。「過去,香港娛樂圈相片是美美的,明星很漂亮的宣傳照,但老闆說,『我要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歐建樑曾3天3夜躺在下水道,就為了偷拍到郭富城電影的保密造型;他也曾偷溜進鄭秀文演唱會後台,獨家拍下鄭秀文與許志安戀情曝光當下的擁抱照。

「我們從沒有人看,到成為娛樂圈的重要新聞。我到記者會,對手《東方日報》都會在我左右兩邊攔著我,就像不給足球員跑來跑去,他們很怕我們,但我都有辦法拍獨家照片,每一期我都好像足球明星。」歐建樑認為,那不僅是狗仔的功力,更有來自報社的支援,「以前還是拍底片,其他人可能拍1、2卷,我們拍10卷,他們拍一個專題故事,一般公司給2天,《蘋果》會給你4天,但你一定要做一個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東西,做不到就要離開公司。」

1996年加入《蘋果》娛樂版的攝影記者阿德(化名)回憶,他剛開始在《蘋果》工作時,正值資源豐沛的黃金年代。各種爭議之下,《蘋果》內部對質量的要求極高,不惜高薪挖角有經驗的攝影記者,一個明星開記者會也派出多名同事。

公司有多願意花錢,拿到獨家新聞,在《蘋果》年資25.5年的阿德印象深刻。有一年,百事可樂請了F4等明星去約旦拍廣告,《蘋果》收到獨家消息,要阿德和一隊攝影師追蹤拍攝。90年代,公司曾經派阿德1年去好幾次歐洲,採訪品牌時裝週,當時去歐洲出差成本非常高,「法國一個禮拜、米蘭一個禮拜,美國、倫敦也都有,常常去20幾天才回來,拍攝超過100桶底片。」

除了煽情吸睛的報導,《蘋果》也投放大量資源在突發及調查報導上。多年來,多次揭發社會議題,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以權謀私、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宣布調高汽車首次登記稅前「搶先偷跑買車」、港鐵沙中線剪鋼釘工程醜聞、港府密謀十二港人送中等。《蘋果》毫不掩飾支持民主,每年六四,《蘋果》都會以頭版刊登維園悼念集會的燭光照片,並在七一遊行前,呼籲民主派支持者上街。

「我們是唯一一間不論占中也好、遊行也好,娛樂版去採訪(聲援民主遊行)最多的媒體」阿德回憶。「我們一個禮拜都會去幾次,看看有沒有明星(參加民主活動),其他報館會當香港沒發生這件事,就算明知道有藝人去,也不會採訪。」

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在離開《蘋果日報》前留影。(李家聰提供)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前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在離開《蘋果日報》前留影。(蔡元貴提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2020年12月12日,黎智英(左2)被加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被鐵鍊纏腰押往法院應訊。(達志影像)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6月23日,《蘋果日報》宣布提早於當晚關閉,員工晚間在報社大樓內互相打氣。(受訪者提供)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蘋果》的最後一夜,湧入大量老同事、市民的鼓勵,有人送來啤酒、限量蛋糕、大量食物門外還有人喊要不要幫忙載員工回家,冒雨喊加油。圖為《蘋果》辦公室裡堆滿打氣食物的一角。(受訪者提供)

李家聰在《蘋果》待了12年,是他做得最久、遲遲尚未感到煩悶的一份工作,眼前出庭應訊的人,也都是他的老同事了,「2001年大學畢業以後,我就一直在當記者了,過去1個月內,我哭了過去40年的眼淚,男人老狗哭什麼…,」李家聰苦笑道,《9點半》完結那天,他跟一群同事還是哭慘了,有些年輕同事他才剛聘來幾個禮拜,沒想到連第1個月薪水都還沒發出,就要幫他們打探下一份工作,「我最後日子都跟他們講,對不起,當初不該把你們拉進來、讓你們面對徬徨,但他們反而感謝我,說人生有機會可以進《蘋果》看一看。」

對不少人來說,《蘋果》可能已是他們新聞工作的最後一站。「很多高層都已經給抓了,大家還是留到最後一天,這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工作,不少的同事和我自己都覺得,不做《蘋果》以後,不會在香港做媒體了,人生最後一次做新聞記者了,我找不到其他地方有這麼大的空間跟自由。」李家聰語氣苦澀。

李家聰並非對香港傳媒環境徹底絕望,他在大學裡教書,還是鼓勵學生不要畏懼新聞工作,「香港新聞自由下降肯定有,空間收了很多,但並非一點空間都沒有,沒有這麼悲觀,唸新聞的人不論是左中右的媒體都可以去試試,在每個機構都肯定有一些空間,記住不要超過自己的底線,底線很簡單,就是做一個好人就好了。」

謠言滿天的幾個月裡,記者李止渝(化名)每逢被問起《蘋果》是否關門,總是否認。「七一?我說不會吧?我信誓旦旦,但是哎呀就猜錯了…」李止渝跑新聞5年多,進出多家新聞機構,多數時間主跑中國新聞,處理過政治和突發事件,近年加入《蘋果》中國組,「武漢肺炎的時候,就是我去的。我去華南海鮮市場做街訪,第3天就被跟蹤了。跟我的車子沒車牌,你想,可以在大陸一路駕駛還沒有車牌的人,會是誰呢?我做採訪,他就站在旁邊看。做不下去了,我就回香港。」情況愈發凶險,《蘋果》後來曾派其他記者進入武漢,多數無法成行;《國安法》落地後,李止渝的許多同事再也無法進大陸。

 

自由的滋味 擔煽動罪名

李止渝知道《蘋果》財務問題不佳,且港府打壓加劇,多次表示欲立《假新聞法》,行內人皆知立法是衝著《蘋果》而來。他算算時間,「我信新聞立法應該很快來,大陸反正明年就二十大(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了,港府想跟北京邀功,可能會盡快下手,找個法治的名義把《蘋果》幹掉,那也不差1、2個月吧?不至於動用《國安法》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我沒想過他們的手段會那麼強硬,沒料到6月結束之前,《蘋果》就沒了…」

他大抵知道多家港媒中國組的運作情形,其中,幾家親建制派的媒體,更不乏記者在採訪寫作上的各種「朝請示,晚匯報」情況,他舉例部分同業的日常:「寫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不能寫名字;不能寫習近平,只能寫『中共領導人』。至於誰決定要不要寫出領導人的名字?誰決定敏感題目寫不寫?如何寫?可能是總編,甚至是社長。」

「從其他媒體過來,自由度是增加非常多的。《蘋果》又是比較有錢的媒體,相比其他香港媒體,題材豐富。」對李止渝來說,《蘋果》的滋味是自由的滋味,「重要的新聞一定不會錯過,我們做很多關於大陸社會運動、維權人士的題目,內地有趣的題目也做,例如派同事上去(大陸)嘗嘗牛屎火鍋,或去找『和尚與老婆一起住在寺廟裡』的那種桃色新聞。我覺得《蘋果》讀者的心態大概是:『我支持民主,但也給我一點娛樂吧!』」

「黎智英做事方法是有爭議,但《蘋果》中國組從來不會對我們的報導做審查。基本上,我們對大陸抱有批判角度,盡量呈現全面的觀點、事實。」李止渝曾聽聞,早年中國組前輩會做中共革命元老兒女專訪,文革40年的時候,有前輩做了老舍女兒的專訪。他又說,許多《蘋果》老前輩對中國抱有期待,「就跟民主派那些大佬的思想一脈相承啦。」

6月24日,港警再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逮捕「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副總編輯、中國組主管蔣美紅接受香港商業電台訪談時證實,楊清奇被捕,加速高層商討,決定將6月24日定為最後營運日。

「(之前被捕的)黎智英、張劍虹、陳沛敏,都是高層,基本上你知道他們是負責管理的。」李止渝知道情況很糟,但直到曾任中國組主管的楊清奇被捕,他才感受到恐懼。「清奇被捕,證明了一件事:寫文字的人都被捕了。這是我們比較害怕的原因。會不會有一天他派人來說你文章有問題呢?如果他說你煽動分裂國家呢?」過去,「煽動」「煽動顛覆」等罪名,是只會在中國新聞上出現的字眼,他沒想過這罪名有日會扣在港人頭上,「煽動的定義很不明確。做傳媒的,有可能不煽動嗎?我『煽動』民眾批判、『煽動』大家獨立思考,算不算煽動呢?」

6月17日,港警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蘋果日報》5名高層,包含壹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劍虹(左2)。(達志影像)

短短一週之內,經歷高層被捕、成案起訴、凍結資金等動盪之後,《蘋果》於6月23日當晚正式停運,並宣布於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6月23日夜晚,大批支持者從香港各地來到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他們亮起手機燈,當新舊員工搭著員工巴士回到辦公樓,便朝著他們大喊「撐蘋果、撐到底」。晚上9點多,一群記者走到大樓5樓天台游泳池邊,揮著燈向樓下聚集的人群喊:「多謝大家,多謝香港人。」

人群中,有40多歲的V女士和她念中學的兒子。下午4點左右,他們就撐著傘,站在雨中,從遠處望著蘋果的辦公大樓。「我現在的感覺很奇怪,我只是想過來看看這裡。這麼大的辦公樓,馬上就要空無一人。不知道幾個月後,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她自1995年《蘋果》在香港開售以來,一直是《蘋果》的訂戶,每天等著收到郵差送到家門的實體報紙。「我只想對《蘋果》的記者和黎智英說,謝謝你們為香港做的一切。」

6月24日凌晨,《蘋果》員工拿著剛剛印好的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步出壹傳媒大樓,免費送給前來聲援的市民。最後一期《蘋果日報》,加印至100萬份,頭版以〈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為題,並出版12頁特刊〈再會,給香港人的告別書〉。

6月24日,《蘋果日報》員工在報社大樓內與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拍攝留戀。(達志影像)

事實上,此時《蘋果》網站上的文章已全數消失。網址變成goodbye.appledaily.com的《蘋果》頁面上,只剩一份白底黑字的停運通告:「《蘋果》及《壹週刊》感謝讀者、訂戶、廣告客戶及香港人一直以來的厚愛和支持。在此別過,珍重。」

去年離職後仍替《蘋果》寫外稿的港聞記者阿強說,當晚11時59分,他守在電腦前,見證一個滿載資訊的網站從有到無,按下重新整理,只剩一紙黑字。「就很痛啊!那一刻很崩潰…」李止渝則比喻:「文章沒有了,社交媒體沒有了,蘋果app沒有了,好像我的記憶也沒有了。」當晚負責撰寫最後一期報紙的記者駱嘉輝(化名)則懊惱:「沒有(備份)啦!超忙啊!那晚一直在忙,之後突然發現,我再沒機會看到我寫的、大家寫的文章了。你再有想像力,都有些東西是想像不到的。」但他又抱有希望:「也許那些東西沒刪掉?沒消失?只是網站不對外開放而已?會不會有人有備份呢?我只期待,那些文章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6月23日《蘋果日報》員工在編輯部掛起標語,與最後一日的新聞工作告別。(達志影像)

 

擔憂還沒完 工資沒著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分析,《蘋果》對於香港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一份報紙,它還是香港人公共情感的載體。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每天早上起來可能就是看《蘋果》報紙,或是拿手機看《蘋果》文章,這是構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周保松觀察,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在街上看見有人拿著《蘋果》,便知道城市裡有一些人和自己共享著同一個價值。「在報紙檔你買《蘋果》本身都是一個政治表達,或者一個暗號,告訴你we are together。」

「《蘋果》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只是提供資訊這麼簡單,它象徵著整個城市的記憶、集體意志、一個共同價值,」周保松說,「《蘋果》的消失,等於把承載著香港人的這個東西拿走了。香港人經歷了一個好痛苦的告別。」

周保松指出,《蘋果日報》對港人的意義不只是份報紙,還是公共情感的載體。圖為2019年周保松在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本刊採訪。

周保松1997年曾在《蘋果》擔任2個月的政治版記者,負責報導七一回歸新聞。他一直記得,七一當晚下著滂沱大雨,他採訪完立法局議員辭職、臨時立法會成立,凌晨離開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的人群,回到當時《蘋果》位於長沙灣工廠大廈的辦公室,電視畫面裡,一輛輛軍車正跨越中港邊境,駛進香港。「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好多不確定性,但是沒有現在那種明確的悲觀或是恐懼。即使面對主權回歸,但都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今天好不一樣。」

1997年7月1日,《蘋果》的頭版標題為〈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A2大標為「香港回歸祖國 盛事永載史冊」「江澤民:貫徹高度自治,香港人當主人」。

不到1/4世紀,《國安法》落地,一國兩制受到嚴重打擊,《蘋果》也走入了歷史。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當日《蘋果》大幅報導,頭版印著斗大的標題:「香港信有明天」。(翻攝網路)

《蘋果》走入歷史後,「前蘋果」的擔憂卻還沒完。截至截稿,員工因為公司資產遭凍結,仍無法領到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更別說是遣散費了。港聞組記者駱嘉輝大笑:「你聽過那麼荒謬的事嗎?你老闆很有錢,他很想發人工(薪水)給你,但是他沒辦法。」另有消息指,《蘋果》向政府申請解凍資產,保安局卻要求「提供員工名單才作考慮」,港聞組記者阿海(化名)說,薪水和資遣費都不重要了,大家此刻更在乎安全,「政府要這名單是用來幹嘛?你是用來點名(記者)?還是要用來排序?你下一個要抓誰?」

 

死不是結束 盼爛土結好果

1/4世紀前,天主教徒黎智英創《蘋果日報》,靈感據說來自聖經故事。神對亞當和夏娃說:「伊甸園樹上的果子,可以隨意吃,只有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黎智英認為,若非夏娃當初吃了禁果,世上便不會有罪惡、是非,也不會有新聞了,因此取名《蘋果》。

黎智英恐怕不曾想過,1/4世紀後,蘋果竟成禁果,一國兩制死了,「50年不變」的自由大限直接被腰斬,伊甸園變地獄,有人甚至不被允許離開。同為教徒的駱嘉輝總想起另一段聖經故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

《蘋果日報》創刊廣告片中,四周的蒙面人向黎智英射出利箭。(翻攝畫面)

那麼,一粒蘋果若掉在土裡死了,會發生什麼事呢?駱嘉輝反問:「大家現在都說《蘋果》死掉了,對嗎?」記者無語,他又說,「雖然《蘋果》死掉了,但我很肯定,死掉不是結束,而是另外的開始。未來肯定會有新的媒體、新的報導方法、或新的傳媒工作...把種籽放在土裡,你不知道他何時會變成蘋果樹...我們在等待。」

只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土壤,幾乎已染上劇毒。他不認同這樣悲觀的論調:「很爛的泥土,也可能長出新東西。」思考半晌,他又熱切地說:「雖然香港大環境不好,但我們的泥土也不會很差啊。最後一天,我們賣了一百萬份報紙,這代表,很多香港人很珍惜《蘋果日報》擁抱的價值。」他不信《蘋果》死了就沒了;「我們期待一下。如果以後,你看到新的東西發芽、長出來了,就要保護它。」「我們要提供一個環境,讓發芽有可能發生。雖然我自己什麼都沒辦法保證...」

即使成為被攻擊對象,黎智英在廣告中淡定又大口地咬了蘋果。(翻攝畫面)

 

被列黑名單 迫考慮轉行

「我想繼續當一個記者,真的很想…」駱嘉輝說,「香港現在的故事還沒完結,大家在找路。找路時,需要記者去幫大家把故事、想法,記錄下來。這是我們在時代裡的責任。」

駱嘉輝是留到最後一刻的蘋果人。數月來,他看著同事離開《蘋果》、離開新聞界、甚至離開香港。以港聞靜態組為例,今年初的陣容是「採訪主任和記者人數共約50多人」,截至停刊,已有約10人先後離職。我們問其他受訪者,還打算在這個時代繼續在香港擔任記者嗎?

Ruby在連續寫了幾年抗爭相關的故事後,決定轉行做公關。「做專題或是做人物專訪,你會跟那個受訪者建立很深的連結,他們背後經歷了什麼,他們的情緒,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最近我就好像看著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進去坐牢一樣。」她說她最近情緒起伏很大,需要稍微從新聞中抽離一下。但她也安慰自己,不是只有在《蘋果》她才是一個記者,未來還是可以繼續去旁聽,或者寫一些影評。

蔡元貴目前則沒有找工作的打算。「這幾年真的很累,」他說。一直以來,他都用工作來轉換自己的情緒,想怎麼抓故事角度,想高官說了哪句話是不是合理,忙著想工作的事情,就沒有什麼時間不開心。但當他一開始放假,從一個普通的市民的角度去看事情,心情就會很糟糕。「香港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他跟同事開玩笑說,離開傳媒業,未來可能報名一些興趣班,像是學怎麼修水電。但他希望組內的同事都能找到好工作,收到招聘訊息,總是馬上轉給同事。

「這幾天有人在問,是不是《蘋果》消失之後香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當然不是。我覺得是相反的,是因為香港沒了新聞自由,《蘋果》才會消失。宏觀一點講,新聞自由是香港人權的一部分,新聞自由死了,其他都不可以生存了啦,」蔡元貴說。「但是你回顧一下 2014之後,香港好像凋敝了一陣子,但沒想到到了2019年,大家又都回來了。所以不要小看隱藏、埋伏的力量。我不相信這樣就玩完了。」

「未來我還是想做記者的。但需要一點時間,消化一下這幾天的事…」這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主播謝馨怡的答案。6月21日,她在兵荒馬亂之際,上主播台之前3小時,被告知即將播報最後一集《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這一天,是她在《蘋果》的第2次播報,她忍住沒哭,倒是新聞一播完,見同事全抱在一起哭。

謝馨怡來到《蘋果》僅僅5個月。去年底,她任職2年的《有線電視》遭港府整肅,高層被換,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全組被滅,關心中國人權的招牌節目《有線中國組》全組總辭。謝馨怡在失望中離開《有線》,投入《蘋果》,「我接工的時候,老闆說,這裡(蘋果日報)的時間不多了,妳還要過來嗎?我說,我覺得還有空間,讓我去做。」主管曾明示:《蘋果》壽命也許剩1年,如今她想來唏噓:「大家以為還有1年,但都沒人想到...會那麼快。」

《蘋果》新人以為自己不會對新公司有太多不捨。「我以為,我對這邊的感情不會太深…但有次去採訪,看見黎智英坐囚車離開法院,有人大喊『黎先生加油!』那一刻,我開始(對《蘋果》)有點感情。」

《國安法》落地未滿1年,今年25歲、比《蘋果》還年輕的謝馨怡,在短短半年內,就被迫離開2家新聞機構。「有些人覺得,有些公司可能不會請我們、可能我們已經進入黑名單。但是,你都不能擔心太多。」新聞自由愈發稀薄,能想像未來去處嗎?她答:「我還沒想過要去哪裡,也沒想過要用什麼形式去做記者,但我還沒想要離開這個行業。」

主播謝馨怡6月21日播報最後一集《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翻攝自網路)

阿婷已拿到其他家媒體的邀約,但她還沒確定要不要再當記者。「媒體管理層、編採人員一定會加強自我審查,到最後就會自設紅線,而自設紅線,比政府設的紅線更可怕。」訪談最後她又補充:「我覺得最壞的時代,是更需要記者的。我還是會盡一個做香港人、做記者的責任。」

李止渝則說,還沒想要離開香港、也不會離開記者崗位。「我自己始終喜歡寫文字,有很大機會,會繼續在傳媒工作…」只是,跑了多年中國新聞,他大概能預見記者們將遇到什麼事,「如果遇到很大風險、或給家人帶來麻煩,我會考慮轉行。」

 

不是最終章 成末代特刊

我們與其中一名去年離開蘋果、離開媒體、離開香港的「前蘋果人」聯繫。去年8月,小山(化名)到了台灣。他曾在蘋果擔任4年的動新聞剪接師跟影音編導,是第一批來台灣的港蘋記者,我們跟他約在《鏡週刊》辦公室見面訪問,他踏進門便淡淡說:「這裡跟蘋果(香港辦公室)長得好像。」

2019年底他動念離開香港,「反送中開始一個多月,我變得滿消極的,跟整體環境也有關係,就想離開,」他目前正就讀台灣一所大學的新聞科系,時逢暑假,原本想回家一趟,卻因港蘋事件卻步,擔心因此回不來台灣,「但最近我會想,會不會我晚一年走比較好?就可以跟同事們一起經歷最悲慘的那一天。」6月23日,他看直播到深夜,還請家人幫他買了最後一期的《蘋果日報》。

前港蘋員工小山(化名)特地將港蘋25週年特刊帶來台灣。(賴智揚攝)

截稿前夕,6月27日深夜,《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盧峯)傳出在機場出境期間被截,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為由被捕。幾乎與此同時,《立場新聞》公布,為保障支持者、作者及編採人員,已採取數項措施,包括暫時下架5月前刊登的評論文章,並停止接受贊助;母公司吳靄儀、何韻詩等6位董事也接受建議,辭去職務。外界解讀,《立場新聞》已提早做好最壞打算,避免一旦遭遇類似《蘋果》的情況,資金受凍結,不但給不出員工遣散費,訂戶的錢也會被浪費。

政權的追剿,似乎沒有因為《蘋果》關門而煞車。並非人人都能順利離港。小山告訴我們,離港時,他特地帶上港蘋25週年特刊,「想說可跟同學們介紹一下前東家,」他用包裝紙仔細包著書角,就怕摺壞,特刊第1頁,是他去年6月和同事圍著老闆要的簽名,黎智英親筆為他寫下斗大9個字:「冇有怕(沒什麼可怕的),跪下(就)永遠沉淪。」

黎智英親筆為小山寫下:「冇有怕(沒什麼可怕的),跪下(就)永遠沉淪。」(小山提供)

小山笑說,自己沒跟老闆說過幾次話,「但我座位就在他上廁所的動線上,常常看到他,他以前都滿嚴肅的,但(去年8月)關出來後變得很像和藹的伯伯。」這陣子,不少港蘋同事也因為規劃來台灣,「很多人都說,可能不會當記者了。」

那份特刊名為《不是最終章》,出版日是2020年6月20日。黎智英在序言是這樣寫的:「這會是最後一本《蘋果》報慶特刊嗎?沒有人知道。但像《論暴政》作者在書中的譬喻:『你最後一次做愛的時候,永遠不會知道那是你最後一次做愛。』既然不知道,就要捉緊每寸自由,堅守我們的崗位,盡情寫應寫的,痛快說該說的⋯重溯創刊初衷,我們相信,只要香港人堅持下去,《蘋果日報》就沒有棄甲曳兵的理由。」

更新時間|2021.11.15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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