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立委吳春城最近出版《壯世代理想國》，這不是一本談老化的書，而是用五十五個基石勾勒出長壽文明的理想典型。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台灣不是沒有人，而是不會用人。」不會用年輕人，也不會用壯世代。
真正的缺工 從五十五歲開始發生
隨著高齡化加速，戰後嬰兒潮世代大量退休；另一方面，少子化使每年投入職場的新鮮人，相較二、三十年前已減少超過一半，預估二○二六年新生兒甚至可能跌破八萬人，企業未來可招募的人才母數將持續縮小。
吳春城口中的壯世代，指的是五十五歲以上，仍有能力、有意願繼續工作、學習、創造與貢獻的人。這群人有經驗、人脈、判斷力與穩定度，卻常因年齡被排除在職場之外。這不只是個人的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
根據《台灣勞工季刊》整理的二○二三年資料，台灣五十至五十四歲勞動力參與率為七七．二％，與韓國八十．五％差距不大；但到了五十五至五十九歲，台灣降到六一％，韓國仍有七七．五％，日本更高達八五．二％。再往後看，六十至六十四歲台灣只剩四○．六％，韓國有六五．五％，日本仍有七六％；六十五歲以上，台灣九．九％，韓國三八．三％，日本二五．七％。
這組數據清楚說明，台灣真正的落差，是從五十五歲以後快速擴大。企業一邊喊缺工，一邊仍用年齡篩選，等於把一整座人才庫鎖在門外。
要改變的不只退休制度 而是人才思維
「長壽不是問題，不會使用長壽才是問題。」吳春城認為，企業面對壯世代，不能只停留在福利或退休安排，而要把它視為人才戰略、組織轉型與市場布局。五十五歲至七十五歲的壯世代超過五百萬人，只要提升五％的勞動參與率，並將工作年期延展三到五年，就可以增加超過五十萬名勞動人口，帶來龐大產值。
企業可以做的，不只是延後退休，而是重新設計工作模式。不是每個壯世代都適合回到全職高壓職位，但可以透過部分工時、彈性排班、專案聘任、師徒制、退休返聘、顧問制度，讓成熟人力重新接上職場。
當然「壯世代不是要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要創造新的位置。」吳春城說，「企業要放下年齡偏見，壯世代也要放下舊名片。」
長壽經濟是下一個成長引擎
壯世代不只是勞動力，也是未來最大的消費與投資力量。
主計總處指出，二○二五年台灣超額儲蓄率升至十九．八％，預估今年將提高至二六．九％，反映國內資金並不匱乏，而是內需動能不足。主因是壯世代掌握大量資產，卻因退出職場而逐漸退出消費與社會參與，形成資金停滯的「死水經濟」。
《壯世代理想國》提出壯世代持續參與，不但可以解決勞動力不足，同時更將催生龐大的長壽經濟內需市場，提供年輕人更大的創業就業空間。
另一方面，二○二五年赴海外工作的台灣人已達六六．六萬人，創五年新高。這代表「人才不是不存在，而是台灣內部缺舞台。」未來的舞台要用未來學的方法去探索，而不是在舊地圖找新出口。正如二○二五大阪世博會以「讓生命閃耀光輝的未來社會藍圖」為主題，提出豐盛的未來城市想像。
政府必須把長壽變成國家戰略
然而，要真正發揮壯世代的價值，光靠企業並不足夠，更需要制度改革。
《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已經總統公布實施，明定壯世代為「五十五歲以上有工作能力及意願之國民」，並要求政府提出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不過，法律通過不等於政策上路。真正的考驗，是行政部門有沒有把長壽社會視為國家發展戰略，具體規劃跨部會整合計畫、預算配置與地方行動。
《壯促法》提出四象限政策與雙軌（發展軌與保障軌）模型，讓高齡政策更具完整性，要求政府重新設計一套長壽社會的治理系統。因為長壽不是單一部會能處理的問題，它同時牽動勞動、產業、健康、教育、地方創生、金融、住宅與社會參與。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在《壯世代理想國》的推薦序中指出：「一流國家，需要一流的系統設計。」這句話放在壯世代政策上，格外精準。台灣現在面對的不是單一人口老化，而是整個系統仍用舊方法面對新社會。
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也提出一個尖銳觀點：高齡社會真正的危機，不是人變老，而是制度太老；真正需要被更新的，不是人的年齡，而是社會的腦袋。這正是政府必須介入的地方。
吳春城指出：長壽經濟就是台灣最具發展潛力的未來舞台，因為它建立在不可逆的人口趨勢之上。壯世代是唯一人越來越多的地方，長壽經濟是未來三十年最確定的市場。只要制度設計合理、產業布局前瞻、勞動邊界重新定義，壽命延長將不再只是財政挑戰，而是穩定成長的基礎。長壽經濟不僅是服務轉型，更可能成為下一座護國神山，為年輕世代創造無限的空間。所以，長壽經濟不是附屬議題，而是未來三十年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命題。
台灣成為全球高齡化的重災區，但如能調整戰略，把高齡者從社福負擔，轉變為生產者、消費者，把銀髮海嘯轉為國家發展動力，反而成為全球長壽經濟的重鎮，因禍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