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走進儲存場時，氣氛出乎意料平靜。空間比想像中小，乾淨整齊，燈光柔和，像一個井然有序的地下工地，安靜得有點毛骨悚然。
我們走的這一條，是存放中低階核廢料的隧道；真正要存放高階核廢料的，是更深、更下面的那一條，我們不能進去的隧道。
高階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採用瑞典開發的KBS-3多重障壁法：先將用過的核燃料封入鑄鐵內襯的銅罐，外覆一層膨潤土（一種遇水會膨脹、能自我密封的黏土）作為緩衝，再置入約四百多公尺深的結晶岩母岩中。銅罐抗腐蝕，膨潤土阻水並緩衝地殼變動，花崗岩則提供最後的天然屏障，三道防線各自獨立、互為備援，設計目標是安全封存十萬年。然而，對於銅罐在深層地下水環境中的長期抗蝕性，瑞典皇家理工學院（KTH）的研究者與瑞典核廢料處理公司SKB、Posiva之間，至今仍有未落幕的科學爭論。「十萬年」是設計目標，並非已被驗證的事實。
高喬問導覽員：「萬一哪天這裡的岩層移動了，怎麼辦？」他微笑著回答，語氣篤定得不得了：「地質學家研究過，這裡的基岩極度穩定，上一次大規模變動，要回溯到冰河尺度那麼久遠的時間；而下一次，恐怕得等到下一個冰河期。」
導覽員的從容，讓我們當下驚訝得說不出話。原來，芬蘭敢談十萬年的計畫，是因為他們真的有足夠的底氣，可以對未來負責。
奧爾基洛托的結晶岩基盤約形成於18億至19億年前，屬於地質上極穩定的古老地盾；上一次冰河期約於一萬年前結束。導覽員講述時，充滿「以地質尺度為單位」的從容。然而，這分從容無法移植到台灣。台灣本島位處活動造山帶，地殼每年水平與垂直位移達公分等級；監察院2022年調查報告直言，台灣能否找到穩定性足以支撐最終處置的場址「實有疑慮」，北歐數億年無地殼運動的古老地盾經驗，與台灣不可互相比擬。
提撥管理基金 用電者負擔處理費
回到視聽室，高喬問出我們心中一直很在意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想用核能，你覺得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
導覽員想都沒想就回答：「不能有戰爭，不能有獨裁，要有民主制度，要有能讓人研究這些東西的大學，還要有真正懂核能的主管機關，和具備同等專業的公司。這些，缺一不可。」
發展這麼長期、10萬年的計畫，國家有跟年輕人溝通嗎？他說：「在民主制度下，基本上每個人的意見都會被考慮進去。我們當然會聽年輕人的聲音，但最終的決策，還是由有投票權的大人來做，這是民主的現實。」
他接著補充，芬蘭的《核能法》規定，如果沒有完整的核廢料處理計畫，就不能取得反應爐的運轉許可。也就是說，發電和廢料處理，從一開始就必須是一體的。至於核廢料的處理費用，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下一代負擔，而是必須由「現在正在用電的人」來付；且營運公司每年都得繳錢進核廢基金，就算有一天公司不存在了，基金裡仍有足夠的資金，能將所有廢料處理完畢。
依芬蘭《核能法》，核廢料處置與核設施除役經費，由發電業者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按年提撥至國家核廢料管理基金。依該基金2024年度財務報表（2025年3月經核定），提存準備基金規模約31億歐元，估算足以支應芬蘭境內所有既有核廢料的後續處理，以及既有核設施的除役拆除費用。
「在我看來，這樣才公平。」導覽員說：「因為是正在用電的這一代，付了核廢料處理的成本，而不是把這筆負擔推給未來的下一代。」
我站在那裡，第一次那麼具體地感受到，所謂「使用對未來負責的能源」，原來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條一條寫進法律、繳進基金、蓋進岩層裡的責任。
汲取芬蘭經驗 回看台灣困境癥結
離開Onkalo，就像經歷了一場奇幻的夢，再次從洞穴探出頭來，森林還在，小鹿也還在。但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
回程的路上，高喬跟我提起她那場辯論。
那時網路上最常見的說法是：「芬蘭是全世界唯一有核能解方的國家，但那是因為人家地質特別好，台灣根本做不到。」走過這一趟才知道，這句話只對了一半。芬蘭做得到，靠的確實不只是那塊19億歲、幾億年不動的岩層，更是整個社會穩固的底盤—透明、法制、信任，還有那分「這一代用電、這一代付帳」的責任意識。但反過來說，台灣的難，是連「有沒有一塊夠穩的岩層」這個最起碼的問題，都還沒有答案，我們的島太年輕、太好動，連監察院調查報告都直接寫明「實有疑慮」。
真正能帶回台灣的芬蘭經驗，並不是那座核廢場，而是他們動工之前，先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共識：怎麼一起知情、一起討論、一起決定。
當高喬再問自己一次「台灣，核能能不能？」她給的答案是：還不能。不是永遠不能，而是「現在就說可以」，並不誠實。核能的關鍵從來不只是技術，而是一個社會，是不是真的準備好為未來負責；而此刻的台灣，很明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及條件。
而郭駿武在這趟旅程得出的結論是，Onkalo證明了一件事，但不是「核廢有解」這麼簡單。它證明的是：面對最極端的鄰避設施，一個民主社會有可能走到「同意」—但那個同意，是用幾十年的程序、具體的利益交換、一部把責任寫死的法律，以及一個對國家與專家高度信任（有學者說，是過度信任）的社會土壤，一起換來的。它不是神話。把它講成神話，對支持核電的人是誤導；對反對核電的人，也不公平。
郭駿武說：「回望台灣，我們的挑戰是雙重的。」第一重是地質：芬蘭那塊19億年的地盾，我們生不出來。台灣位處活動造山帶，連「有沒有場址」都還是未定的科學問題，這意味著，芬蘭的技術答案無法移植，任何「芬蘭做得到、台灣照著做」的論述，都省略了最關鍵的前提。
第2重則是法制。台灣使用核電近半個世紀、累積了21,000多束用過的核燃料，至今連一部高階核廢料選址與處置的專法都沒有。2025年7月，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環境法律人協會等民間團體，先推出1部106條的民間版《高放射性廢棄物選址暨處置條例》草案，政府版猶在路上。芬蘭把「沒有核廢處理計畫，就不發運轉許可」寫進《核能法》；台灣則是先發了半世紀的電，才回頭問廢料該放在哪裡。
而比地質與法制更深一層的，仍是信任的匱乏與政治的極化。我們習慣把核能問題切成兩半：一邊是「技術上安不安全」，另一邊是「政治上吵不吵得完」。但芬蘭告訴我們，這二件事根本分不開—安全的深度，本身就是信任的厚度；而信任的厚度，是一個社會願不願意花上幾十年，去和最該被聽見的人，進行不預設答案的對話。芬蘭用它的方式織出了那張網，連同網上的利益與依賴；台灣要織自己的網，就得誠實面對自己的材料。
郭駿武認為，任何一種不把「社會正義」看得和「技術問題」一樣重要的論述，說穿了，都是視野的狹隘。
郭駿武說：「帶這群年輕人飛八千公里，本來是想讓他們親眼看看『做到』的代價；而回來的路上才明白，這趟最珍貴的，不是看到了一個答案，而是學會了一種提問的方式：對能源負責，到頭來，就是對文明負責。」
培養專業人才 公眾對話協調解方
至於我自己，帶著「反方代表」的身分前去，回來之後，我的立場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堅定而具體。
芬蘭的信任之網令我震撼。原來那穩固且茁壯的信任，是透過核電公司的公開透明、居民與員工高度重疊、長期的社會制度等許多細小的事物交織累積而成。積極與社會溝通的決心令人欽佩，但也不能避而不見其中被忽略的反對聲音；交織的也不只有信任，還有利益。如何真正「不遺落任何人」，仍是全世界都需要持續學習的課題。
芬蘭人面對萬年廢棄物的誠實、積極與社會溝通達成共識的決心，都值得我們學習，但這不代表把同一套模式照搬回台灣就會成立。在這次參訪中，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能源，從來沒有「最好」的選項，只有「盡可能負責」的態度。
然而，我認為現在的台灣，要談使用核能實在過於草率。不論是社會信任、法律制度都遠遠不足，還有無法忽視的地緣政治風險，更別提在核能專業上，台灣缺乏完整的學術體系培育專業人才研究如何處理廢棄物，也沒有願意以「最壞的打算」來建構安全措施的政府與業者。
對台灣而言，要做到「盡可能負責」，就必須持續從他國經驗中學習，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向專家學者學習，核能與核廢安全上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如何降低風險，同時考量人為與環境的不可控因素；積極地與公眾對話，使公民意見能夠產生實質影響力，才能公平、正義地討論上述問題，並做出屬於台灣的、負責任的決定；最終，還需要足夠成熟的法律制度，才得以促成。
森林還在，小鹿也還在。而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還在等我們，認真、誠實地與它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