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台灣在生死一線間──我對未來世局的看法（10之6）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宋國誠觀點》（Blog）版主，最近著作《失速中國》

台灣，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從經歷百年殖民到今日全球半導體中心。曾經人類最悲情的歷史、文明中最精緻的技術、現代政治最自由的靈魂，濃縮在這座山海相間的島嶼上。然而，曾幾何時，在和平癡呆、媚俗媒體、在野叛國、司法怠惰的摧殘之下，台灣已如一曲風雨前夕的「廣陵散曲」，更像「物哀」餘韻下的落日輓歌。

當一個國家或民族集體選擇了「癡呆」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當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選擇了「背叛」作為獲利的捷徑，當人民在「小雀幸」之下無知無感，當媒體已成「垃圾製造機」，它的結局就不是歲月靜好，而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我用「和平癡呆症」(Peace Dementia)來形容台灣現狀，是一個帶有強烈危機感和諷刺意味的修辭。但這不是修辭，而是台灣面臨慢性滅絕的前置性徵兆。「和平癡呆」描述的是一個社會因為長期處於和平與繁榮，失去了對戰爭威脅的敏感度，投機政客濫用自由於權力鬥爭，媒體陷入低智和墮落，司法體制處於「與世無爭」的逍遙遊放，最終喪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與自救之道。

1，和平癡呆症

儘管多項民調顯示，多數認為中共是台灣最嚴重的威脅，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達到歷史高位，但面對備戰，如增加國防預算和動員參與，社會輿論卻表現極度分歧，國防特別預算甚至遭到在野黨的杯葛而面臨報廢。

「和平癡呆症」絕非單純的「愛好和平」，而是一種「系統性風險的感知失靈」，對戰爭的代價、敵人的威脅以及自身的防衛義務，處於「無知、無感、無痛」的麻痺狀態。儘管中共軍機頻繁繞台並越過台海中線，乃至最近又發動「正義使命─2025」圍台軍演，台灣股市依然屢創新高，人民儼然充當「看客」。至今，絕大多數民眾完全缺乏戰備儲存物資(如手電筒、急救包、乾糧)，甚至把「萬安演習」視為擾民和不便，許多防空避難室甚至雜草叢生、宛如廢墟。

社會中廣泛流傳「疑美論」(美國不會營救)與「和談論」(只要兩岸交流就可避戰)。兩種觀點雖然立場相反，但本質上都是一種「責任外包」。前者將安全寄託於美國的承諾，後者寄託於中共的信用，完全缺乏「國家自救」的決心。

「和平癡呆」必將導致台灣國防建設的停滯和防衛的脆弱化。一但中共認定台灣處於民心渙散的痴呆狀態，就會做出「武統成本很低」的誤判。一旦戰爭爆發，一個沒有敵我意識的社會必將陷入無可挽回的災難。

2，在野黨獨裁

藍白兩黨利用「叛國罪」定義寬鬆的漏洞，頻繁赴中與敵對政權進行政治協商，將「通敵」包裝成「交流」，以政治自由掩藏叛國之惡。回台後再以「交流促和平」之名行「主權投降」之實。在野黨與其媒體側翼，精確利用了台灣社會對「警總時期」的集體創傷，把任何國安保護措施貼上「打壓自由」的標籤，再進一步將「言論自由武器化」，以掩護中國的認知作戰，導致台灣的司法免疫系統因害怕被指控「政治迫害」而功能癱瘓。

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否決政治」(vetocracy)，恰足以說明在野黨以制衡之名行癱瘓政府之實。在野黨利用立法院的人數優勢和程序規則，將攸關國家生存的國防法案、財政體制、人事任命案進行無限期的擱置或凍結，將原先「分權制衡」的民主設計異化為「國安絞肉機」。實際上，在野黨早已超出「否決政治」而進入多數暴力下的「在野獨裁」，以「奈我如何」的姿態，在立法院推動「法理政變」。這是一場不需要動用坦克，只需要動用表決和程序杯葛，就足以讓台灣因內耗而壞死，最終為中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鋪平道路。

政府處罰陸配散播武統言論，在野黨卻指控打壓言論自由；一個在野黨主席，竟宣稱兩岸主權雖然互不隸屬但同屬一中這種雖然形同陌路卻是一家人的矛盾𨗴輯，宣稱假性民主選出的普丁並非獨裁者卻指票栗選出的賴總統為獨裁者的腦殘類比。以政黨鬥爭弱化國家安全，為中國代理統戰不擇手段，我稱之為「無腦亂台」。

毫無疑問，這群賣台政客將台灣主權當作籌碼，向北京換取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或家族的商業利益。他們頻繁赴中「朝聖」，在國際社會營造出「台灣民意渴望統一」的假象，從而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的信任與援助。

在野黨的叛國策略有兩種：

(1)稀釋防衛法律：將叛國的定義模糊化，大幅提高入罪門檻(例如要求必須證明有「具體實質危害」)，讓司法單位即便想動手也找不到法條。

(2)預算劫持：將國防、情治預算當作肉票。如果國安單位查得太嚴，他們就以刪預算或凍結預算為威脅。這種「預算審查權的武器化」，讓國安官僚被迫向賣台勢力妥協，這就造成「主權空殼化」：台灣雖然還有軍隊、有國旗，但其內部決策機制已被滲透與綁架，形成法理韌性的脆斷。

3，媚俗弱智的媒體

台灣商業媒體的媚俗與弱智，是對台灣「國家安全」最深層的侵蝕，這是一個涉及集體認知失能和社會低智化的病理過程。

台灣的電視媒體整天報導的是行車糾紛、吸毒詐騙、網路爆料、綜藝八卦、色狼偷窺、夜市小吃、冬令進補、觀光旅遊、路邊吵架…..。讓閱聽眾長期處理不用邏輯、沒有因果且與國家命運毫無關係的感官碎片之中。一方面，媒體所有人壟斷媒體立場，乃至立場先於真相，堪稱世界奇蹟之一；另一方面，台灣商業媒體的神主牌就是「流量即正義」，為了在極小市場中爭奪廣告費，媒體採取「小報化」(Tabloidization)和「市場驅動的娛樂新聞系統」(Market-Driven Infotainment)，把新聞轉化為「感官商品」，把複雜的法案辯論簡化為立委打架或政治口水，怠於培養民眾對於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危機(如能源轉型、人口結構、中國威脅、主權代價)應有的認知框架，失去處理深層邏輯和資訊識別的能力，導致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和嚴肅討論的崩碎，這就是和平癡呆症的主要病源。

弱智化的媒體環境，本質上是媒體責任的缺位與資本邏輯的越位，更是提供外部敵對勢力和認知作戰絕佳的切入點。一個習慣於觀看「短、平、快」媚俗內容的社會，不可能具備反制中國深層運作的統戰滲透和識別素養。當「解放軍軍演」與「某明星離婚」在新聞版位上備等量齊觀時，民眾自然認為兩者的危險程度並無差別；當媒體不再是民主的「看門狗」(Watchdog)，而是收視掛帥的「貴賓狗」，台灣的民主防衛牆就會內腐倒塌。

4，小確幸主義

「小確幸主義」意指「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它是導致「和平癡呆症」與國家意志凋零的社會心理結構。小確幸主義的座右銘就是「活在當下」與「追求即時的感官補償」，它同時也是一種「避險心理」。在「小確幸」的框架下，個人的舒適被置於國家主權與公共利益之上。社會集體失去了對未來五年、十年的長遠戰略規劃，只求今天好好過日子。

「小確幸主義」需要一個溫暖的「無菌室」和「資訊繭房」，商業媒體餵食的瑣碎新聞提供小確幸的養分，使民眾沉溺於微小的生活滿足，塑造「集體平庸」，對大時代的動盪抱持與我無關的認知隔絕。

在政治上，小雀幸主義表現為一種「鴕鳥效應」以及對和平的幻想，是在野黨玩弄權力的溫床，一張販賣「虛假和平」的廉價門票。在野黨只要喊出「維持現狀」、「和平對話」，就能打動害怕失去小確幸的民眾，使台灣走向不設防的衰敗。換言之，小確幸主義將台灣人從「負責的公民」轉化為「追求感官滿足的消費者」。消費者不會關心主權，只關心價格。

小確幸讓人活在一個時間凍結和永恆歡樂的時空之中。因為歷史太沈重(兩岸恩怨、冷戰遺緒)，未來太恐怖(2027、2035攻台時間表)，社會選擇集體失憶和失明。德國哲學家尼采曾經預言一種「末人」(The Last Man)，他們追求微小的快樂，自豪於自己的溫和，拒絕任何高尚的冒險。小雀幸就是「台灣版的末人」，一個「末人時代」。

5，國安體制的怠惰

法律防禦的空洞化與行政官僚的集體消極，歸結起來就是「國安體制的怠惰」。在政治學上叫做「主權失靈」。當一個國家無法定義「敵人」，也無法懲治「叛徒」，國家的主權就只是法律虛影、政治殘障。

台灣現行的《刑法》外患罪或《國家安全法》，對於「叛國」的定義仍然停留在傳統的軍事衝突(如直接投敵、洩漏軍事機密)，完全跟不上現代的「超限戰」和「混和戰」的惡意演化。對於在野政客頻繁赴中進行政治性對接，在台灣內部散播「和平主義鴉片」，癱瘓國防預算等等，都在「言論自由」的掩護下束手無策。換言之，法律上的「模糊邊界」，給了賣台政客極大的套利空間。他們在體制內領薪水，卻在體制外拆地基，國安體制卻因「法律無規定」而集體靜默。

許多法官為了追求所謂的「絕對中立」(實則是平庸避險)，在面對國安案件時傾向於從輕發落，甚至將明顯的間諜行為視為普通的商貿往來。這種自廢武功的不作為，正是台灣安全空洞化的主因。

國安體制(包括司法、調查、情報部門)的怠惰，源於一種典型的「文官避險心理」。對明顯的統戰滲透採取消極觀望，這就會產生「破窗效應」： 當一個賣台政客公開叛國而毫髮無傷時，會有更多的政客加入這個「低風險、高回報」的賣台行業，民眾也會產生「既然政府都不在乎，我為什麼要在乎」的虛無感，造成「免疫系統被病毒接管」，進一步加深「和平癡呆症」的氾濫。

因為珍愛，所以反思

因為珍愛台灣，所以反思台灣，不是唱衰，而是警示。台灣曾是燁燁發光的海上明珠，如今竟成危機四伏的痴呆之島。人類災難從來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叛徒與群盲的共業。當背叛者掌握定義正義的權力，當小雀幸遮蔽亡台的視角，當媒體成天灌食人民垃圾新聞，當和平癡呆成為社會集體意識，結果只是等待第一顆飛彈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