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鴻典／台北報導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力推代理孕母法制化，連日引發議論。成大教授李忠憲今（12）天撰文《誰的子宮？誰的風險？誰的代價？》他在文中直言，如果代理孕母真的只是「善意幫助他人」，那為什麼：出來倡議的人，多半不願意自己當？供給者，幾乎總是社會底層女性？
李忠憲說，為什麼「支持代理孕母的知名女性」幾乎沒有人說：我願意當？這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的。代理孕母不是「借個子宮」這麼抽象的事，而是懷孕40週的生理風險，荷爾蒙變化、產後憂鬱、身體不可逆的改變，妊娠併發症，生完孩子後，被法律要求交出嬰兒。
這些風險，恰恰是資源充足的人最清楚、也最不願承擔的。所以她們可以「理念支持」，但不會「身體投入」。沒有子宮或子宮有問題的女性，是不是比較弱勢？是，但那是一種「醫療弱勢」，不是「被剝削的弱勢」。
李忠憲提到，這一群人的困境是：生育能力受限，面對社會與家庭的生育期待，可能承受心理壓力與失落感。但重點是：她們大多並不會因此被迫出賣自己的身體，她們通常仍然擁有教育、工作、法律資源，甚至還可以當到立法委員這樣的高位。
她們是「想要孩子但做不到」的弱勢，不是「因為沒錢只能拿身體換錢」的弱勢。那真正可能出來當代理孕母的人，為什麼比較弱勢？因為在現實世界裡，供給端幾乎必然來自經濟與社會弱勢。
雖然有少數祖母或家屬女性代孕的例子，但不論你看哪個國家的經驗，結論都高度一致：代理孕母的實際來源，通常是低收入女性，單親母親，缺乏穩定工作或社會安全網，教育程度較低、法律談判能力不足。
這些女生絕對不是「熱愛懷孕」，而是「在有限選項中選了風險最高、但最快拿到錢的那一個」。這不是自由市場的浪漫版本，而是結構性不對等的選擇。
關鍵問題：這算不算「自願」？這正是倫理爭議的核心。李忠憲提到，如果一個人沒有足夠收入，沒有社會安全網，沒有其他快速改善經濟狀況的選項。然後她「選擇」當代理孕母，那到底是「自願」，還是「被迫在不對等條件下接受高風險交換」？
在倫理學裡，這通常被稱為：形式上的自願，實質上的壓迫。「沒有子宮或子宮有問題的女人比較弱勢」vs「代理孕母合法化後，因為需要錢而出來當代理孕母的人比較弱勢」？
李忠憲說，後者的弱勢更深、更結構性、更容易被制度放大，她們承擔的是身體與生命風險，面對的是法律與資本的不對等，失去的是不可逆的身體經驗，卻最沒有話語權來制定規則。
如果代理孕母真的只是「善意幫助他人」，那為什麼：出來倡議的人，多半不願意自己當？供給者，幾乎總是社會底層女性？李忠憲直言，這不是道德指控，而是社會現實的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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