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醫療人力拉警報，除了醫師高齡化，年輕醫師流向與部分高工時、高壓力科別的留任問題，也讓「下一代誰來接」成為醫療現場不得不面對的課題。但對高度專門、一名成熟醫師至少得花10年養成的顱顏外科而言，眼前還有另一個更特殊的難題——少子化讓孩子愈來愈少，能供下一代醫師累積經驗的病例也跟著下降。長庚顱顏中心主治醫師盧亭辰坦言，病例減少影響訓練「這個絕對是真的」，但她並不悲觀，因為透過海外訓練、國際義診、科技模擬等方式，下一代只是必須「換一種學習模式」。至於未來會不會沒有人願意走這條漫長又辛苦的路？她的答案很簡單：「雖然會少，但不會沒有。」
當台灣醫療現場不斷傳出「缺醫」與人才接班警訊，關鍵或許早已不只是醫師總數夠不夠，而是下一代醫師去了哪裡、有多少人願意留在需要漫長養成、高工時與高壓力的臨床第一線，以及當上一代逐漸老去時，下一代能不能及時補上。根據衛福部醫事司統計，截至2026年1月，全台執業西醫師共5萬6515人，其中60歲以上占27.8%，等於每4名執業醫師中，就超過1人年逾60歲；另一方面，29歲以下執業醫師則從2024年的5633人降至2025年的4412人，2026年1月雖微幅回升至4437人，年輕醫師人數的變化仍引發外界對醫療世代接班的討論。
不過，若只看「醫師總數」，台灣目前並非真的到了沒醫師可用的地步。衛福部指出，我國每年仍持續培育醫學生，整體醫師人力呈逐年增加趨勢，依既有人力推估，2030年前整體西醫師人力尚不虞匱乏，核心問題反而是「人力分布不均」。換句話說，焦點不在於台灣有沒有醫師，而是醫師去了哪裡、願不願意走進某些科別，以及進去之後，能不能留下來。
若把同樣的問題丟到更加專門、甚至一名成熟醫師至少需要10年才能養成的「顱顏外科」，問題又變得更加複雜：未來會不會有一天，病人還在，卻找不到足夠、有經驗的醫師替他們開刀？
對此，長庚顱顏中心主治醫師盧亭辰沒有想像中悲觀。至少現在，顱顏外科並非「沒有人要來」，真正讓她看見、甚至已經發生的另一項考驗，反而和許多缺醫科別完全不同——孩子愈來愈少了。
「患者在這幾年是大幅地減少。」盧亭辰表示，先天性顱顏疾病並沒有因為少子化而消失，以唇腭裂為例，亞洲發生率約為700分之一，但當台灣每年出生人口持續下降，患者的「總量」自然也跟著減少。對一般人而言，病人變少或許不是壞事，但對一個高度仰賴實際病例累積經驗的外科專業而言，背後卻浮現一道矛盾的難題：一名成熟的顱顏外科醫師至少需要10年養成，但當一年能遇到、能實際參與的病例愈來愈少，下一個10年，又該怎麼把下一代練出來？
談到少子化造成病例下降，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年輕醫師的學習與手術經驗累積，盧亭辰沒有迴避，直言：「這個絕對是真的。」因為外科有太多細節終究必須從真實病人身上學習，再完整的教科書可以告訴醫師疾病的成因、手術的步驟，卻很難把手術台上的「手感」、面對不同病況時的判斷，以及突發狀況出現時該如何應變，完整寫進文字裡。
「外科手術很多是教科書都沒有的，因為教科書也寫不出來。」盧亭辰形容，外科醫師很重要的一種學習方式就是「learn by doing」，從實際病例中看老師怎麼做、換自己操作，再回頭看老師如何處理，從一次又一次修正中，把那些無法寫進書本裡的經驗，慢慢累積成自己的能力。問題是，當病人變少，能夠真正「做」的機會也跟著變少，這可能才是少子化留給顱顏外科最棘手的課題之一。
然而，病例數只是其中一端，另一端則是有多少年輕醫師願意花上這麼長的時間，把一項技術真正磨到成熟。外科從來不是一條輕鬆的路，工時長、技術養成時間久，還得承受手術及醫療糾紛風險，薪資卻未必和投入的時間成正比；即使熬過住院醫師階段、成為主治醫師，也不代表人生從此可以鬆一口氣。
這一點，盧亭辰自己感受深刻。她原本也以為隨著年資增加、技術成熟，工作應該會漸漸輕鬆一些，沒想到結果剛好相反，「我現在手術技術比較成熟了之後，工作就越來越忙碌，好像離輕鬆越來越遠。」因為會做的事情愈多、能夠承擔的病人愈多，隨之而來的責任自然也愈來愈重。
也因此，顱顏外科的人才接班，核心重點可能不只是「有沒有人進來」，而是進來之後，有沒有辦法走到最後。盧亭辰說，目前其實仍有年輕醫師對顱顏外科感興趣，一方面部分顱顏手術技術與美容外科有所連結，另一方面，長庚顱顏中心的團隊氣氛很好，「像一個大家庭」，因此現在並不是完全沒有人願意投入，真正難預測的，是10年之後。
「接班這件事在我看來很吃緣分跟運氣。」盧亭辰說，願意真正走到最後的人，需要有責任感，也要有足夠的堅持，但整形外科醫師本來就有很多不同選擇，有些人訓練到某個階段後，最後選擇離開醫院、投入美容醫療，在她看來其實「也是預料之中的」。
如果有一天，台灣面臨的挑戰不是技術不存在，而是願意花10年、甚至更長時間把這些技術學到成熟的人愈來愈少，會不會擔心？盧亭辰停了一下，答案仍沒有想像中悲觀，「我想這本來就是可預見的未來，但總是會有比我們更努力的人，我倒是不會這麼悲觀。」
她隨後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雖然會少，但不會沒有。」這句話，某種程度也點出了顱顏外科和其他缺醫科別很不一樣的地方。未來的台灣，可能本來就不需要和過去一樣多的顱顏外科醫師，因為隨著出生人口下降，先天性顱顏疾病患者的總數也跟著減少；但「不需要那麼多人」和「不需要有人」，終究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最要緊的是，即使人變少了，技術不能跟著斷掉。
換言之，未來顱顏外科的人才培育，思維必須轉變：問題不再是「怎麼訓練很多人」，而是怎麼讓少數真正願意留下來的人，在病例減少的環境裡，仍然有機會接受足夠且完整的訓練，最後成為能獨當一面的顱顏外科醫師。
這也是為什麼盧亭辰認為，台灣未來在顱顏外科的人才培育上勢必要換一種邏輯。她曾赴加拿大接受專業訓練，也接觸過許多美國醫師，這些國家的顱顏病例本來就不像過去台灣那麼集中、數量那麼多，但並不代表他們因此培養不出優秀的外科醫師，關鍵仍在於訓練品質，以及年輕醫師自己有沒有熱情與準備。
「只要很有熱誠、很有心、認真學習，多參與國際義診活動，機會總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如果台灣本土病例不足，那麼未來的學習場域，也不能再只停留在台灣。盧亭辰說：「世界很大，其實外面需要我們的患者很多。」透過海外訓練、國際合作及國際義診，年輕醫師仍然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甚至更加複雜的病例。與其說少子化會讓顱顏外科技術「失傳」，她更傾向認為，未來只是需要「換一種學習模式」。
除了把學習場域往外延伸，科技也正在改變外科醫師的養成方式。目前包括正顎手術、兒童顱骨重建等顱顏手術，都已能透過3D影像進行術前規劃，在部分骨骼手術中，數位模擬甚至能做到相當精準；至於唇腭裂等涉及軟組織的手術，國外也已發展矽膠模型，讓年輕醫師可以在真正面對病人以前，先反覆練習，熟悉基本步驟與操作方式。
對病例愈來愈珍貴的下一代而言，這些工具的意義顯得格外重要。過去可能得透過一次又一次真實手術慢慢摸索的部分，如今有一部分已經可以先利用模型、影像與數位模擬熟悉，減少真正站上手術台後的摸索時間。但盧亭辰也提醒，再逼真的模型，假的終究和真的不同，尤其涉及軟組織的手術，矽膠模型與真正人體組織的觸感「還是差很多」。
「手術是在練手感以及臨床應變能力。」科技可以幫忙，老師也可以把自己曾經走過的錯路告訴下一代，讓學生少繞一些遠路，但真正站上手術台後，面對每一個條件、病況都不同的患者，最後做出判斷、承擔結果的，仍然是醫師自己。這也是為什麼，顱顏外科未來的人才問題，不能只單純用「還剩多少名醫師」來衡量。
台灣整體醫療正在面對醫師高齡化、部分科別新血與留任不足等問題，但顱顏外科同時還多了一個特殊變數：醫師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養成，患者卻正在因為少子化而變少。一邊是技術不能斷、下一代還是得繼續學；另一邊，能夠讓年輕醫師實際累積經驗的病例卻愈來愈珍貴。如何讓有限的病例發揮最大的訓練價值、如何透過海外訓練與國際合作補足經驗，以及如何利用科技縮短學習曲線，或許才是未來10年、20年需要提前思考的關鍵。
因為「病人變少」和「沒有病人」，終究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唇腭裂、顱縫早閉以及複雜先天性顱顏疾病，不會因為出生人口下降就完全消失；只要還有一個孩子出生後需要這項醫療，手術台前，就必須有人接得住。
如果今天有一名年輕住院醫師走到盧亭辰面前問：「走顱顏外科，值得嗎？」她的答案沒有先談收入，也沒有把這條路形容得多麼浪漫。盧亭辰說，願意投入先天性顱顏外科的人，或許真的需要一些「特質」，可能特別有愛心、特別願意幫助別人，也得接受這可能不是一條可以讓自己賺大錢的路。
可是走進來之後，得到的收穫，也不是收入能夠計算的。這些年，盧亭辰在台灣遇見基金會裡的志工、社工，以及許多願意為病人付出的人；走到世界各地，又認識了一群和自己做著相同事情的醫師。她形容，投入這個領域後，身邊好像也不知不覺出現愈來愈多「善良的人」，彼此因為一個共同的目標相遇——希望能夠多幫助一個病人。盧亭辰笑著說：「其實是很開心的！會認識越來越多善良的人，這種感受是錢買不到的。」
台灣顱顏外科下一個10年究竟還會有多少醫師，沒有人能現在就給出答案；少子化又會讓一年能夠累積的病例減少到什麼程度，也仍需要時間驗證。但至少盧亭辰相信，「少」並不等於「沒有」。
真正關鍵的，也許從來不是留下多少人，而是留下來的那些人，有沒有足夠的時間、病例與訓練，被好好培養成下一個真正能站在手術台前、讓病人放心把自己交出去的顱顏外科醫師。因為這個專業，未來或許真的不需要很多人；但只要還有一個孩子需要，就不能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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