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立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金士懿博士
9月24日白宮國宴，主桌坐著黃仁勳、蘇姿丰、馬斯克與庫克；中方出席者以政府官員為主，未見中國企業領袖同席。座次不能代替談判成果，但已清楚顯示：美中競爭的主軸，正由晶片延伸至能源。
AI的擴張以算力為基礎，算力的上限則取決於電力。國際能源署今年的最新分析預估，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將由2025年的約485太瓦時，倍增至2030年的約950太瓦時。晶片可在數月內交貨，電廠與電網卻需要數年建設；供電若無法同步到位，算力投資便難以轉化為產能。化石能源至今仍是多數國家的供電主力，但在減碳要求與燃料價格波動的雙重壓力下，誰能在化石能源之外，提供穩定、可負擔且低碳的電力，誰就能在投資與訂單的競逐中取得優勢。
觀察美國，不能只看政治表態，更要看法規設計。川普屢次質疑氣候議題，美國也再度退出《巴黎協定》，但法規透露的方向並不相同。
2025年通過的《大而美法案》並非否定低碳能源，而是重新挑選支持的對象。法案規定，風光電專案若未在2026年7月4日前開工，就必須在2027年底前完工併網，否則無法取得聯邦租稅抵減；地熱、核能、水力與儲能等可穩定供電的低碳電源，只要在2033年底前開工，仍可取得完整抵減，碳捕捉與本土潔淨能源設備製造的抵減也未取消。
行政部門同步加碼。能源部9月選出21項地熱計畫，進入總額逾9,900萬美元的補助協商；白宮則在3月促成亞馬遜、Google、微軟、Meta、OpenAI等科技業者簽署「電價保護承諾」，由業者自建、自備或採購新電源，並負擔資料中心所需的輸配電升級成本。算力擴張的電力成本，正由公共電網轉向企業自行承擔。美國並未放棄低碳產業，而是把它與供電安全、本土製造及對中國的供應鏈管制綁在一起。美國以法規挑選新能源並築起供應鏈門檻，氣候論述降溫，低碳布局卻以產業安全之名延續。
美中新能源競爭中中國以規模取勝，截至2025年底，中國風、光電累計裝機已達約1,840GW（吉瓦），光電單年新增即約315GW；國際能源署統計，2024年全球約八成的光電模組、九成的矽晶圓與多晶矽由中國供應。美國以「受禁止外國實體」條款設限，正反映其新能源供應鏈仍難擺脫中國。工信部7月再啟動國家級零碳工廠建設，將製造業與算力設施一併納入，要求參與單位在2030年前使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不低於95%。此為特定計畫，並非全體工廠的義務，但戰略意圖清楚，除了風、光、氫能外SMR、CAES(壓縮空氣儲)、釷基熔岩鹽等更新的技術均在快速推進，將以產能與價格，把新能源轉化為工廠端的成本優勢。
歐洲面臨的，則是規則領先與成本壓力之間的巨大落差。2026年CBAM正式實施，使進口商品承擔碳成本，卻無法降低歐洲工廠的電價。歐盟執委會3月提出《工業加速法案》，擬將「歐盟製造」與低碳要求納入部分公共採購，用意在於避免規則由歐洲制定、產能卻流向其他地區。
日本則重新提高核能的定位。2025年閣議決定的第7次能源基本計畫，將2040年度再生能源占比目標定為四至五成、核能約兩成，並明確表示將最大限度活用核能。面對資料中心與半導體廠帶來的新增用電，日本的策略是先確保供電穩定，再推進減碳。
四種參考路徑的共通點就是：低碳能源、穩定電網強化產業競爭力。美國側重供電與供應鏈，中國側重規模與成本，歐洲堅守規則並承擔代價，日本則以核能換取穩定。這也使「碳中和」本身值得重新檢視。作為長期方向，碳中和仍有其正當性，爭議在於達成的方式。若缺乏可負擔的潔淨能源，政府的宣示將轉嫁為產業成本。市場真正在意的，已不是誰先宣布碳中和，而是產品的碳足跡能否被查核、成本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符合目標市場的法規要求。
觀察深圳APEC，須回到其制度特性。APEC不簽條約，以共識決與自願行動運作，卻長期為區域能源政策設定方向：2011年確立「2035年區域能源密集度較2005年下降45%」，2014年中國主辦時再訂下「2030年再生能源占比較2010年倍增」的集體目標。今年9月的北京能源部長會議延續此一路線，通過「AI與能源相互促進」政策建議及「能源安全協同」非拘束性原則。據此研判，11月深圳領袖宣言將把「AI+能源」與能源安全寫入區域共識，由主辦的中國主導議題設定；但美國在租稅抵減、出口管制與受禁止外國實體條款上的立場，不會因此鬆動。美中可能的交集，在於資料中心能源效率與排放數據的計算方法，這類技術規範看似低調，一旦形成區域共識，便會成為市場准入的參考標準。
半導體是台灣在AI供應鏈中最關鍵的籌碼，而晶片的競爭力，更取決於背後電力的穩定性與碳排強度。今年碳費正式開徵，一般費率每噸300元台幣，加上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與國際品牌的供應鏈要求，碳成本已直接進入產品定價。台灣新能源政策的重點，應從追逐裝置容量，轉向建立跨越政黨與任期的長期框架：以明確的年限與價格機制，支持新能源開發、儲能等穩定型低碳電源，讓企業敢於投入十年以上的投資。美國法案跳脫兩黨立場為地熱、核能等保留至2033年的抵減期限，正是給市場長期可預期的訊號；台灣若要守住晶片優勢，同樣需要一套可以預期、不隨政治週期搖擺的新能源路線。
從華府到深圳，美中在APEC能談的是能源合作的框架，真正的競爭則留在各自的法規與供應鏈之中。年底領袖會議或許能為「AI+能源」增添共識，卻不會改變這場以電力為核心的競賽。對台灣而言，與其期待會議成果，不如盡早建立一套長期穩定、可與國際接軌的新能源制度。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任職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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