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缺點是「好為人師」。
2026年1月5日，成立逾半世紀的美國公共廣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簡稱CPB） 正式宣告解散。對全球公共媒體研究者與民主倡議者而言，這不只是一項行政決策，而是一個象徵性極強的歷史斷裂時刻。CPB 的終結，並非源於經營失能或社會需求消退，而是政治極化、民粹動員與財政緊縮交織下，公共制度被迫後撤的結果。
作為長期研究比較公共媒體制度的學者，我對此感到憂慮，但並不特別意外。CPB 的存在，原本就是美國民主制度中一項極其脆弱、卻又不可或缺的設計。它誕生於1967年《公共廣播法》所形塑的制度想像之中，被刻意打造為政府與公共媒體之間的「防火牆」，以法人化、非營利的形式，阻隔政治權力對新聞與節目製作的直接干預。美國的公共廣播與電視體系，得以維持編輯自主與公共使命。
從短期來看，雖然CPB自行宣告解散，但美國公共電視（PBS）與 全國公共電台（NPR）並不會立即消失。這些全國性媒體品牌，仍擁有會員制度、捐款網絡，足以支撐一段過渡期。
然而，CPB 的資金分配機制過去一直有其重要角色。對於位於紐約、華盛頓等大城市的大型電台而言，失去 CPB 補助或許意味著必須擴大募款與數位轉型；但對於阿拉斯加偏鄉、美國南部貧困地區，或原本就仰賴基礎補助才能維持訊號的小型地方公共電台來說，這幾乎等同於被迫關門。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制度性公共資金退出，公共媒體勢必被迫向市場靠攏。這不只是財務模式的調整，而是價值排序的轉變。在募款壓力與點閱邏輯主導下，那些原本被視為公共責任核心的內容——兒童教育、地方公共事務、少數族群與弱勢社群的聲音——將變得愈來愈難以為繼。從《芝麻街》到原住民語言廣播，這些承載教育平權與文化尊嚴的節目，向來不是市場的寵兒。
這樣的轉變，也將加速「新聞沙漠」的擴張。近年美國已有許多城鎮失去當地報紙，公共廣播往往是這些地方唯一仍持續運作的新聞機構，肩負緊急通報、市政監督與社區連結的功能。當事實導向的在地新聞退場，錯假訊息、陰謀論與非理性的政治動員將更容易填補真空，社會撕裂也將加劇。
將視角拉回台灣，我們的公共電視與廣播同樣長期承受經費不足、政治干預疑慮與數位平台競逐的多重壓力。對客家社群與其他關心族群媒體發展的人而言，美國CPB的解散是一個警訊：語言保存、文化傳承與公共討論需要長期投資，若缺乏制度性支持，最終會變得愈來愈衰弱。
CPB 的解散，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公共媒體的使命尚未消失。這起事件也提醒我們，民主從來不是自然延續的遺產，而是一項脆弱且需要不斷維護的集體選擇，絕不能任由公共媒體機構在政黨惡性鬥爭中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