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研究顯示，兒童性侵犯再犯率高、難以矯正，至2023年6月，美國有44州取消兒童性犯罪刑事追訴時效的限制，將性侵兒童與殺人案等同視之。
相較於全球修法浪潮，台灣則在#MeToo運動3年後，才緩慢起步。
3月2日，台灣憲法法庭開庭審理這起釋憲案，主要處理的2個問題是，首先，兒少性侵案件的追訴時效規定是否違憲？其次，如果違憲，能否溯及過去的案件？
即便追訴時效被判決違憲，還有一座名為「不溯及既往」的大山擋在前面，簡單來說，不能用後來制定的法律去處罰過去的行為（以維護法律安定性、信賴保護原則），已經超過時效的舊案是否能重新追訴，法律人多半認為不可行。
釋憲卡關 兒少特殊處境未受重視
討論過程中，多數大法官都意識到現行制度對兒少被害人的保護明顯不足，但對於如何給予保障並無共識，是否溯及既往，則幾乎沒有討論。大法官參考德國、日本、韓國等國的立法經驗；法務部也說明，台灣後續修法方向已調整為從被害人成年（20歲）開始起算追訴時效。
聲請人委任律師邱顯智表示，律師團原本期待大法官會討論兒童性侵案件的特殊性，但沒有。他的其中一位當事人是2023年台灣#MeToo運動爆發時，具名指控藝術家謝春德性侵猥褻的梁梓筠，受害時僅13歲；公開揭露後，同樣因超過時效而無法追溯。「她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非常有禮貌，為了顧慮你的尷尬，會笑。」
對於憲法法庭的討論，他坦言感到錯愕，無奈地說：「從頭到尾的討論，法律人很熟悉，但對照另外一個房間裡，被隔離的被害人兒童時期所經歷的可怕故事，會覺得，你們到底在幹嘛？我很驚訝，大法官都沒有討論到兒童的特殊處境，好像在討論一般刑案的追訴時效。」
邱顯智解釋，律師團從一審就開始主張，被性侵後，精神傷害一直持續，因此沒有超過追訴時效。「我們想繞過追訴時效，用《刑法》第226條強制性交致重傷、或羞憤自殺，法定刑是10年以上，時效30年，還沒過期。《刑法》上重傷也認可精神疾患，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被傷害的結果一直持續。」但都被駁回，「理由也是追訴時效過了，等於不承認這會造成終身性的問題。」他說，接觸這類案件的當事人讓他心情無比沉重，「這是一個暴行，真的會受害一生。」
極端暴行下 正義應優於法安定性
邱顯智引用德國法學家古斯拉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的見解：「拉德布魯赫的想法是，法律安定性並非神聖絕對。一般情況下要遵守法的安定性，但在極端不正義的情況下，法的安定性要讓位給正義。」他希望大法官作出違憲判決，「最保險的路徑是德國實務與學界通說，認為追訴時效完成只是一種程序障礙或訴訟障礙事由，並不影響行為本身的可罰性。」
對於溯及既往，他認為，這是一個性的轉型正義問題：「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曾經代表政府，針對英國人過去對原住民的迫害道歉，連續說了多次『We say sorry』。國家要跟這些人道歉，沒有顧慮到他們難以言說的困境，多年後長出力量卻不讓你告，這是不對的。」
「如果不能溯及既往，那麼德國納粹都不能判刑。」邱顯智舉例，冷戰時期，東德曾明令邊防軍一律射殺所有試圖跨越邊境的人，包括婦女和兒童。這些士兵在柏林圍牆倒塌後被追訴處罰和判刑，「理由是因為被射殺的人有『頭部上空一釐米的自由』，這樣的見解讓這些士兵被判決有罪，這就是溯及既往。」
「你不能假裝這是尋常刑案，把受害者放在另外一個房間。台灣是威權體制轉型法治國，沒有規定怎麼回溯，像一個緊箍咒。但法律不應該陷入機械式操作，憲法法庭要多聽取各方意見。」他這樣下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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