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竹書

我是公車司機，每個禮拜六下午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會去衛武營彈鋼琴。

這條金項鍊買的時候12,000多元，忘記哪一年買的，我戴上去就沒有再拿下來。之前的金飾全部賣光了。

高雄的衛武營剛落成時，曾被看衰恐淪為蚊子館。5年前簡文彬從德國返台，擔任首任總監。這位古典樂指揮家很鏘，不穿燕尾服、拒用指輝棒，鉛筆甚至免洗筷就是他的指揮棒。他還愛在頭髮上搞怪。

他們非但沒有死命抵抗、逃離現場，隔天還與對方一起吃早餐，甚至開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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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台灣#MeToo事件爆發，超過200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事人在社群平台說出她／他們的親身經歷。然而，當這些過往案件被揭開、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時，對#MeToo控訴者提告妨害名譽的案件也漸漸湧現。本刊專訪在這次#MeToo中發聲、因此遭前雇主提告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及曾在臉書控訴遭受政治意見領袖PUA、在她不認為合意下發生性行為，而被對方提告，經歷2年訴訟的當事人。她們如何成為了「被告」？面臨再次被要求噤聲的反制與威脅，她們的處境與行動為何？

今年5月，台灣#MeToo事件爆發，超過200名遭受性騷擾、性侵害的當事人，在社群平台說出她／他們的親身經歷。然而，當這些過往案件被揭開、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時，對#MeToo控訴者提告妨害名譽的案件也漸漸湧現。

控訴自身經歷而成為被告，29歲的張雅涵是知名案例，她以「吃了後果大全餐」形容自己當年公開控訴的代價，「#MeToo背後的成本大到…不是大家想得那樣，以為吃瓜（看熱鬧）或轉發表示支持，事情就結束了。」她皺起眉頭說：「在這一類爆料文章下，都會有人留言說公布姓名、公布證據、支持提告，我看到都很生氣，忍不住留言：訴訟費你出嗎？公布個資立刻產生妨害名譽的問題，這些曠日費時的官司，你要幫忙嗎？」

聯繫律師後，隔天張雅涵出席第一次開庭。「我很害怕，挫到不行，想說他（A男）會不會來？來的話我要怎麼辦？要不要衝過去給他一拳？」最後A男根本沒有現身，由律師代為出庭，提出的和解條件是10萬元和解金，並在臉書刊登道歉文30天。法官問張雅涵是否接受？她當庭崩潰大吼：「死都不要！」

#MeToo運動中，被指控的嫌疑者往往權力與財力皆豐沛，當他們以法律為武器，逼迫受害者噤聲，法律該怎麼處理？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許家馨說，受害者應該受到支持，但法律的設計也不得不考慮到可能有人遭到誣衊，確實很難。「性騷擾產生的誹謗訴訟，不是誹謗訴訟裡面要處理的典型案例，但各方利益衝突的狀況又非常劇烈 ，一個人的名譽、我們對於真相的追求，還有受害者要發聲的需求，劇烈地在這裡衝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