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柬軍事衝突：不只邊界問題，而是兩國內政投射

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泰國與柬埔寨的邊境軍事衝突升高，再度引發區域關注。表面上，這被視為長年未解的領土爭議升溫，也有不少評論將泰國加大軍事打擊，特別是對柬埔寨的空襲，解釋為回應柬埔寨境內詐騙產業對泰國社會與經濟造成的鉅大危害，甚至將之視為一種「報復性打擊」。然而，若僅以跨境犯罪作為主要動機，不僅難以說明軍事行動的強度與象徵性，也無法回答為何衝突會在此刻快速升高。

事實上，這場衝突的起源與升級，更應放在泰國與柬埔寨各自的國內政治脈絡中理解。從政治時程、政策壓力與民族主義動員的角度來看，邊境戰火並非單純的安全回應，而是兩國政府在特定內政條件下，選擇將既有衝突加以政治化的結果。雖然雙方皆動用了「主權」與「國家安全」的語言，但其背後的政治需求與策略考量，卻並不相同。

一、衝突的點火器：國內政治需求，而非單純邊界摩擦

對泰國而言，衝突爆發的時間點本身即耐人尋味。近期泰國政府正同時承受多重內政壓力，包括對泰南洪災應對失當引人爆民怨、修憲議題陷入僵局、政府合法性爭議升高，以及國會解散後即將到來的大選不確定性。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政府的治理正當性與動員能力均面臨考驗。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泰國選擇升高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甚至動用空中打擊。若從軍事層面來看，這類行動的首要功能並非治安掃蕩，而是作為一種明確的戰場訊號：透過展示制空權與技術優勢，回應前線砲擊或火箭攻勢的升高，並阻止對方在邊境建立可持續的作戰能力。換言之，空襲的本質在於威懾與戰場主導權的展現，而非直接解決跨境犯罪問題。

然而，軍事邏輯並不足以完全解釋行動的政治選擇。對泰國政府而言，這類高可見度的軍事升級，同時具有高度內政功能。透過將衝突框定為「保衛國家」的必要行動，政府得以轉移輿論焦點，並建構一種將批評軍事行動等同於「不愛國」的敘事結構。這正符合政治學所謂的「轉移性衝突」邏輯：對外強硬，往往被用來緩解或遮蔽內部政治危機。

在此脈絡下，將空襲主要解釋為「打擊詐騙」，其實更像是一種政治宣傳策略。詐騙議題高度道德化，容易獲得國內支持，也能將對外軍事行動包裝成「保護人民」的正當之舉，進而模糊其中涉及的主權爭議與國際法風險。換言之，「打詐」在此更像是一種正當性工具，而非軍事行動本身的核心目標。

二、衝突的升級邏輯：同樣動員民族主義，目的卻不對稱

柬埔寨的情況則有所不同。衝突發生之際，柬埔寨並未面臨迫切的政權危機，反對派早已被制度性邊緣化，權力結構高度集中，政治穩定性相對較高。這意味著，柬埔寨政府並不需要透過對外衝突來掩蓋治理失敗。

然而，這並不代表柬埔寨在衝突中沒有政治盤算。相反地，政府更傾向於將衝突作為鞏固既有政治秩序的工具。透過將邊境摩擦包裝為捍衛主權與民族尊嚴的行動，政府得以凝聚社會共識，並為新一代領導階層累積象徵性合法性。這使得柬埔寨的民族主義動員較具結構性，而非短期的止血手段。

這種不對稱的國內政治需求，也影響了衝突的升級方式。對泰國而言，軍事升高同時具有軍事、政治與外交功能；對柬埔寨而言，衝突則不需無限升高，只要能維持在可控的低強度狀態，即足以達成其政治目的。

三、政策含意：為何停火容易破，卻難以真正結束？

從政策角度來看，這類由國內政治驅動的衝突，至少帶來三項重要含意。

第一，單純的軍事停火往往難以持久，只要衝突在國內政治上仍然「有用」，重新升高的誘因便不會消失。

第二，真正有效的降溫機制，必須處理政治動機本身，而不只是軍事層面的誤判風險。第三方調停與多邊機制的意義，正在於降低衝突被內政操作的空間。

第三，若衝突長期化，政治紅利也可能轉為政治成本。對泰國而言，若軍事升高未能帶來穩定感，反而衝擊經濟與民生，原本用以轉移注意力的工具，可能反過來侵蝕政府正當性；對柬埔寨而言，衝突僵固化亦可能壓縮外交與經濟發展空間。

理解政治，才能理解戰爭的走向

泰柬邊境衝突提醒我們，當代區域衝突往往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國內政治壓力、民族主義動員與安全計算交織的結果。若忽略這些內在動力，只將衝突視為單純的邊界糾紛，不僅難以預測其走向，也難以找到真正有效的降溫之道。

理解兩國政府各自的政治需求，或許無法立刻帶來和平，但至少能幫助我們看清：這場衝突為何一再被點燃，又為何如此難以真正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