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0日清晨，郭玫蘭在家中忽然受到國安人員與警察的搜索，並將她帶回偵訊。案子歷經十個月調查，她僅收到一份「不起訴通知書」，這起烏龍共諜案即宣告落幕。然而共諜案真相至今未明，她的名譽已然受損，人生沾染汙點，從此失業。
郭玫蘭歷任台灣日報、東森ETtoday、投資中國雜誌、中央社等多家媒體，多是負責兩岸版記者或大陸駐點記者。烏龍共諜案爆發前一年，她辭去所有工作，專心攻讀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碩士，卻在領取畢業證書當天遭指共諜，人生一夕間變調。
去年初記者採訪郭玫蘭時，她餘悸猶存地說：「我那天無法去拿畢業證書，只好打電話請假，但他們說偵查不公開，我不能說我被接受調查，我乖乖聽話，把所有電話手機都交出去，後來他們在我家翻箱倒櫃地查，接近中午我就被帶走，完全與外界中斷聯繫。」
「我難以理解的是，他們說偵查不公開，卻拚命跟媒體放話。後來聽說當天中午就有新聞快報，晚報也登出來了。」隔日《自由時報》以頭版報導共諜案，據她統計，日後刊出相關報導的媒體多達30家。「我以前覺得大陸跟臺灣比，台灣唯一就是贏在民主、開放、自由，但我這案子發生後，我就覺得……」她話沒說完，但神情無奈。
「我那時剛要畢業，很多朋友幫我找媒體界的工作，但因為這案子我從此失業。它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沒想到衝擊力那麼大。」她無法回到心愛的媒體業，更擔心年邁的母親，因她承受龐大精神壓力，後來有焦慮症的問題。
初次和她見面，她拿出一大疊自己的名片，五花八門的名片全是她擔任朋友公司的無給職顧問。「這個案子對我影響很大，不能有穩定的收入。」因四處求職碰壁，她只好想辦法自行接案，朋友幫她印名片謀生路，但她名聲受損，有些公司甚至要求她在名片上改名。
資深兩岸記者李志德說：「郭玫蘭是非常非常熱心的人，對同業之好，別人需要的電話，她都非常樂意幫忙，從不藏私。但我旁觀她與人交往的感覺，幾乎是完全不設防的，所以她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但相對的，她會沾染上共諜案也跟性格有關。我們跑大陸的記者，可以說是在刀口上舔血的日子，在中國政治體制下，你真的不曉得誰有情報搜集任務，也不知道誰沒有情報搜集任務，所以與人交往時要更有警覺。她對人太不設防，所以容易被用心人士利用。」
郭玫蘭案發後積極搜集證據，要證明自己的清白，後來她才知道，案發前她已被檢調單位監聽3年，「我什麼時候被監聽的根本不知道，結束監聽時它會發一個通知書，但是不是真的結束監聽我也不知道啊，說不定現在還在監聽。」這樣的日子讓她每天提心吊膽。
她繼續說：「現在不起訴了，但我所有資料內幕真相都石沉大海了。我必須花很多錢請律師去提告，才能拿到這些資料，才能爭取賠償。我要爭取我的清白，捍衛我的權利，還要花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小老百姓的個人權益在哪裡？」
李志德也說：「兩岸記者的工作有一條明確的紅線，那就是有沒有去收對方的錢，或不正當金錢往來，那才是你是不是共諜很明確的紅線。郭玫蘭的案子裡看不到這樣的證據，如果只是跟大陸人士來往交談，那全國跑大陸的記者都是共諜潛在人選，這是最有公共性的點。」
郭玫蘭病逝後，盼不到應有的公道，烏龍共諜案真相繼續石沉大海；但攸關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的議題，應該被持續討論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