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數位監測必須符合社會價值，並列舉了美國、中國和德國等極端例子：在美國，雖然數據庫號稱免費，卻其實非常菁英取向。谷歌、臉書和亞馬遜蒐集我們的資訊，來優化搜尋結果，藉以得到更高的廣告收益。
在中國，當局透過阿里巴巴等民間企業掌握所有人的資料，從行動到電子錢包、體溫與臉部掃描，雖然可以抗疫，但也可被當局作為鎮壓的工具，例如新疆的維吾爾族。
德國又是另一個極端，經歷過納粹蓋世太保歷史傷痕的德國，認為數據的本質危險，需要嚴加保護，數據完全屬於使用者，無論是私人或官方想動用數據，都必須經過當事人同意。
南韓對疫情的控制，在國際上也贏得好評，作者指出，當地的民間開發者迅速推出追蹤接觸史的app，但當局也可利用監視器影像，與信用卡交易追蹤可能帶原者的行動和接觸範圍。居家檢疫隔離的民眾行蹤則透過手機來監控，民調顯示南韓民眾贊成這些措施，不過在西方國家，這些做法顯然行不通。
台灣之所以是全球最成功的數位模範生，因為如同韓國，台灣也透過手機追蹤居家隔離的人，並整合多個政府資料庫，像是旅遊與就診紀錄，但台灣更勝一籌，在於全國志願和政府結盟，創造一個數據網絡，讓資訊可以從上往下或從下往上自由流動。
文中提到，為了研發出對抗病毒的有效工具，黑客松、開發商與市民在vTaiwan（由幫助太陽花學運疏通政府資訊的黑客團隊與政府合作共創）平台上合作，舉例來說，其中一個工具，就是藉由標示出口罩地圖，預防口罩大缺貨，或配送至最需要的地方。民眾主動參與加入解決問題行列，而非只是被動遵守政策，過程透過，也促進互信。
作者指出，歐洲最可與台灣相提並論的，就是冰島，冰島也有民眾志願的接觸史追蹤app（Rakning C-19），全國滲透率達40%左右，是全世界第一高。
雖然有人認為這類app有侵犯自由的嫌疑，但在傳染病大流行期間，如果當局採取封城措施，我們失去的自由程度更高。為了防堵疫情，app至少必須涵蓋人口的六成，而且必須提供精確的數據。
作者最後做出結論，如果能如同台灣，所有人參與提供、使用也保護數據，那就更理想了，畢竟我們分享這些數位資訊，除了保護別人，更為了自保。
資料來源：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