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歲的山多瓦現居離古巴只有140多公里的邁阿密。昔日的古巴傳奇，如今入籍為美國公民，對卡斯楚有再尖銳的批判，言論自由的大罩子都會保護著他。今年9月，他受兩廳院邀請來台演出。他的人跟所演奏的音樂一樣奔放，幾乎像不需休息。演出前一晚，他為台灣年輕的爵士樂手上大師班，給建議時不多話，因為每講幾句手就黏到樂器上，從小號、鋼琴到打擊樂器樣樣在行。大師班結束後已是晚上9點半，他抽完雪茄又變一尾活龍，但就連30分鐘專訪也坐不住，手在鋼琴上滑了幾段旋律，才甘願回答問題。
他拿著一支和臉差不多大的iphone，保護殼上印著一大幅美國國旗。這種圖案大概連美國人都只會在國慶日拿出來，他彷彿是要跟眾人宣告他對美國效忠與獨愛；但在兩廳院為他舉行的記者會中，他卻又跟口譯抗議：我講英文不需要像妳一口美國口音！
這種矛盾也顯露他的認同錯亂。山多瓦1949年出生在共產古巴，人民生活貧窮困苦，父親是汽車修理工，他是家族裡第一個對藝術感興趣的孩子，從鄰居那借來各式各樣的樂器自學，最後選定的是最像自己個性的小號，「小號有最顯著的風格，可以吹出輕聲溫柔的音符，也可以製造強烈大聲的音色。」他對音樂的狂熱程度，讓父母一度以為他精神不正常，「但他們根本阻止不了，我一拿到樂器就無法自拔。」山多瓦當兵時偷聽爵士樂而入獄，只因古巴當局認為那是「帝國主義的聲音」。1990年，41歲的他叛逃古巴，到美國開啟人生下半場。
「在古巴的每個事物都好令人垂喪，幾乎看不見天亮的地平線，常常付不出電費和菜錢，時間好像永遠卡在1950年代，建築物都要倒塌的樣子。」每每問及在古巴的回憶，他就像個牧師反覆回答：「昨天已成歷史，明天又是未知，我們只能好好活在當下。」在古巴的日子太貧苦，他訓練自己成為活在當下的人。
他的妻子原本是在古巴外交局工作、讚頌卡斯楚的公務員，他自己則是名氣不小、政府重金栽培的樂隊成員，山多瓦有10年的時間都在想如何逃跑，最終才讓妻子認清古巴專政的現實，願意與他走。1990年，他趁與恩師迪吉．葛拉斯彼（Dizzy Gillespie）在國外巡演時，緊急申請美國庇護。但這個計畫註定無法周延，連對父母親都要保密，還得把時值役齡的大兒子留在古巴。雖然家人之後都順利到美國會合，那段煎熬時光仍是一顆不可刺破的氣球，再不堪的過去他都只用一句，「音樂是少數能治癒你心靈的東西」帶過。
他每講幾句話，就會激動地安插一句「感謝上帝」！拉赫曼尼諾夫（ Sergei Rachmaninoff）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在他心中地位有如聖經，總能平撫他的心。拉赫曼尼諾夫崩潰狀態時，曾在醫生的引導下以作曲療癒心靈，最終完成最偉大的鋼琴協奏曲系列，1917年俄國革命後，他也被迫離開祖國，臨終前入籍美國﹔山多瓦最愛的電影則是《刺激1995》，談起這部電影時，他幾乎要從椅子跳起，「我愛極了那部電影、愛極了！」還不用問他原因，他就滔滔不絕開始解析劇情，「電影裡的主角被錯放進監獄，因為我也曾經入獄，彷彿跟著男主角一起見證整個不公義的過程，當他能逃跑時，我也跟他一起邁向自由。」
2013年歐巴馬親自頒給山多瓦自由勳章，距離他「投奔自由」到美國，已過了27年，他卻感覺恍如昨日。他聊起大兒子在早晨的咖啡時光與他討論夢想，這個對一般人再平凡不過片刻，卻讓他嘴角上揚、露出欣慰的神情，他們終於是有資格談夢想的人了。在大家早已不談美國夢的21世紀，山多瓦的爵士美國夢似乎還在發酵。
以下是我們的訪談文字記錄：
鏡傳媒（以下稱「鏡」）：你除是傑出小號演奏家，也是錄製過超過60張專輯、為12部電影編曲的作曲者，可是你最出名的仍是那四個八度音的驚人紀錄，對此你有什麼看法？今年68歲的你，如何維持表演水平，每天如何練習？
阿圖羅．山多瓦（以下稱「山」）：每次我去演出，大家都只會提到我的四個八度音，觀眾沒聽到我演奏高音還會有點失落，這令我有點困擾。我想在這個世界留下的是我創作的歌曲，因為那才是真正永恆的傳奇，可是大家聽小號時就只想聽它大聲或高音，而我只想把音色演奏得很美，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天花最多時間練習的，都是基本音階。
每天早上連牙都還沒刷，我就會先坐在鋼琴前即興，即使只有5或10分鐘，那就是讓我每天想起床的動力。我即興的技巧是跟葛拉斯彼學的，他跟我說，只要坐在鋼琴前面，音符就會浮現到你眼前，因為鋼琴是最好視覺化音符的樂器，可以看見你彈出的每個音。大家喜歡聽我吹高音，好像追求越高音就越厲害，當我到達那個境界之後我也十分欣喜，可是鋼琴讓我能夠完整聽到樂幅跟和弦，教會我用水平的方式欣賞音樂。
鏡：你的父親是汽車修理工，15歲進入古巴國家藝術學院學古典小號之前，都是自學樂器，家族裡有其他人也是音樂家嗎？
山：我不只是整家族裡的第一個音樂家，也是第一個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人，家人的第一反應也是：你要當音樂家嗎？你瘋了嗎？根本養不活自己。但他們也沒得選，因為我非常篤定也下定決心，從來沒有遲疑過。我也不知道這種與生俱來的節奏感是哪來的，我從小就喜歡到街坊鄰居那串門子，借大家的樂器來玩。我腦袋無時無刻都會浮現旋律，所以去電影院時也會有點困擾，因為會不小心隨電影原聲帶哼起歌，其他人就會瞪過來。
感謝上帝因為有音樂，音樂救了我的命，我才沒有變成一個完全鬱悶絕望的人，即便當我還在古巴、在我人生中最糟的時刻，都還能有音樂，音樂永遠都是我靈感的來源。我拿起小號的時候，會覺得這是我人生的任務，也是我被送來地球的原因，所以我常常覺得上帝把我當作一個工具（instrument，與「樂器」諧音），用小號跟觀眾分享我的情感。
鏡：你跟恩師葛拉斯彼的故事廣為人知，可以談談你是在什麼契機接觸到爵士樂？以及如何與他相遇的嗎？
山：1967年有次，有人放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和葛拉斯彼的音樂給我聽，問我有沒有聽過爵士？我聽到時好驚艷，覺得他們開創了我從沒想像過的風格，好自由又好有表現性。那時起我開始偷聽美國之音的爵士廣播節目，當兵時還因此被監禁3個月半，只因政府說爵士是帝國者的音樂。後來我進到古巴政府資助的樂隊，雖然在當地很有名，可是古巴獨裁政權不讓我們演奏爵士，我們需要非常謹慎選擇曲目和在臺上說的話，活在那樣專政的政權中，更不可能有跟大唱片公司簽約、在世界舞台露出的機會。做為一個藝術家，你當然希望能自由傳達想法，但在當時卻完全受政府監控，被強迫做個傀儡，那真的對我心靈造成莫大的沮喪。
相隔十年後的1977 年，有人告訴我葛拉斯彼要來哈瓦納表演，那年我26歲，我開著幾乎要解體的破車衝到碼頭迎接他，根本也沒想到他會接受我的邀請上車。那天是我人生的轉折，遇到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甚至成為我的導師，他後來常常跟我坦承，說他不知道在古巴能有像我這麼優秀的音樂家，那次他回美國後，便將我們引薦給很多音樂產業的人，幾個月後CBS唱片公司的總裁慕名飛到哈瓦納，把我們邀請到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表演。後來葛拉斯彼也用他與副總統丹．奎爾（Dan Quayle）的交情，趁我們在義大利時巡演時，到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幫助我逃離古巴。
鏡：你2013年 的專輯《親愛的迪吉：想念你的每一天》感動了許多人，也獲得3個葛萊美大獎，痛失這個亦師亦友的夥伴，這些年來想念他時你會做些什麼？
葛拉斯彼是1993年1月6日因胰臟癌過世的，可是我們1991、1992年都還有一起去演出。我很遺憾當時我還在歐洲巡迴，無法去參加喪禮。可是我也得誠實告訴你，某方面我很高興自己不用看見他躺在那方正的盒子裡，我沒辦法忍受看見他病重的面容。因為我想要心中關於他的記憶，是他微笑的樣子。我從他身上學到最重要的，就是對音樂的愛與熱情，而要記得他、或是延續他的傳奇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行動不斷演奏他的音樂。當年輕一輩的音樂家們問我：那是什麼？我能光榮地告訴他們：這是迪吉．葛拉斯彼對音樂的貢獻。
鏡：你的人生故事精彩，甚至被改編成電影《深情號角手》（2000）。你現在的生活就像是幸福美滿的結局，成功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兩個兒子和你的父母也都搬來美國與你團圓，但當時要叛逃時，令你最放不下的是什麼？這幾年間都沒再回去古巴了嗎？
山：1990年離開古巴之後，我就再也沒回古巴了，而且也不想，絕不！不！我在那裡有太多糟透的回憶。古巴的共產體制是個完全愚蠢、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它只會扼殺人們的靈魂和性格，殺掉他們對生命的熱情，到最後沒有人有動力做事，大家都太頹喪了，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絕望，當你的生命到這境界時，什麼話也不必多說，就是古巴人民感受的絕望。
可是當時計畫要逃跑，真的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因為你得放棄很多已經擁有的東西，最難受的是要丟下我爸媽，想到可能會跟他們永別是最煎熬的。即便如此，我離開的意志還是非常堅決、完完全全，沒有過任何懷疑或後悔，我覺得我絕對做了正確的選擇。不，不是正確的選擇，而是做出了我唯一的選擇：從那裡逃跑、開啟新生活，有新機會，開始對所有事物都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自由地表達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