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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與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見面是在落雨的巴黎，氣溫驟降到路人紛紛拉上高領外套，我們都點了熱可可。法國國鐵（SNCF）大規模罷工已延燒整個月，每隔3天罷工2天，還會持續兩個月。「五月風暴（Mai 68）」也即將步入50周年，在日漸右傾的社會氛圍裡，塔瑪拉說，與我們同世代的法國人對那場學運沒有太多討論，那年代的學生、目前多已退休的長輩們，則大多帶著懷舊的情愫。

時事

2014年，塔瑪拉執導紀錄片《誰的土地（This is My Land）》，探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地的校園教育及史觀建立，入選2015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她也親自參與映後交流。塔瑪拉回想當時首度拜訪臺灣，覺得這塊土地在身分認同、衝突及與他國關係的認知上，也如同以、巴之間極為複雜糾葛。因為這部片，她也造訪了烏克蘭。片中探討的議題早已超脫地理疆界，在情感與意義上具有共通性。

當時《查理畫報》槍擊事件已發生數個月，巴黎巴塔克蘭劇院及法蘭西體育場等地的IS恐怖襲擊則即將發生，我詢問她：「法國呢？人們如何討論如宗教、種族等敏感議題？」她想了想後告訴我，在法國交流、辯論這類議題的難度，其實並不亞於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甚至在法國像是更大的禁忌。

今日我再度問起同一問題，她認為情況依然劇烈，人們依然以有色眼鏡看待穆斯林及新移民。「雖然法國不算是個民族主義太強烈的國家，畢竟我來自以色列……」她解釋。

《誰的土地》在以色列受到許多批評，有觀眾當面嗆塔瑪拉「妳把以色列描繪得真差」，該片也在國內遭教育部於各級學校禁演。然而這並未阻擋她持續探討以巴議題。這7年來她頻繁往返以色列，由於已是法國公民，受家鄉當局的政治壓力影響不大，但她依然認定家鄉為以色列：「在家鄉時，成天過著腦中充滿批判的生活其實很難；離家鄉遠一些，可以更自在地批判家鄉的問題。」

塔瑪拉自小只與以色列人一起上學，未曾質疑過所受的教育，直到2000年至2002年服兵役於以色列情報單位，與許多這一代以色列人相似，她也在兵役後期首度開始質疑、提出問題，並回頭檢視成長時所受的一切教育。

她的作品時常觸及以巴地區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有紀錄、劇情、實驗等影片，也有照片、錄像裝置、舞蹈、展演等創作形式，多數將小人物的情感與時代背景的巨影交錯重疊──譬《迪士尼拉馬拉（Disney Ramallah）》中，守護兒子純真夢想卻命喪政治追殺的父親，又譬《杰里科（Jericho）》中，讀著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以想像自身戰爭的以色列導演。

縱然對家鄉反覆提出叩問，塔瑪拉的作品卻並非完全站在誰的立場。她坦承：「我喜歡拋出問題，更勝於給觀眾結論。」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曾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藝穗節（Stockholm Fringe Festival）獨演《一位軍人的夢（A Soldier’s Dream）》，採用深受巴勒斯坦人敬仰的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的詩作及讀詩音，這首1967年的〈一位軍人夢見白色白合（A Soldier Dreams of White Lilies）〉卻是他最具爭議的詩作之一，因字裡行間流露著對以色列軍人的同情。

演出時，布幕投影著海灘的錄像，舞台上有一張張比身體微小的迷你純白床架，塔瑪拉在床架之間漫舞，也在一角的桌邊反覆啜飲與啐吐。

《誰的土地》映演後，她用了約3年的時間，展開另一場更私密的探索──30年代起為錫安主義當局擔任攝影師的外公伊弗拉恩（Ephraim Erde）。熱愛旅行的她與劇組攝影師、錄音師駕著一輛大篷車公路旅行，將紀錄片融合行動藝術，以「超焦慮」形容那段時光，卻也完成更詩意的作品。《尋找錫安》正於後製期尾聲，本月即將於德國首映，也期望明年到臺灣。

今日社會景象與昨日地景的重疊

塔瑪拉16歲開始攝影。「滿有趣的，當我回頭翻外公的照片，發現我們的畫面有些相似，那些取材、框景……」這句話聽來頗有宿命論的味道，而她也確實相信血緣的連結。塔瑪拉與外公皆是特拉維夫（Tel Aviv）人，捕捉的景象皆由當地出發繼而跨越許多地理邊界。

然而，當她提起外公時，並非單純親情、思念的情感。由於4歲時外公就過世，青春後期的她也與獨自扶養她的母親漸行漸遠，甚至離開以色列，橫跨三代人的是五味雜陳、若有似無的牽繫。

「小時候，常有老師說：『哦，你是伊弗拉恩的孫女！』，那時會覺得很驕傲」，她回憶。然而她未曾造訪外公的影像博物館，也是直到近年才真正好好看看外公的作品。相較於兒時對錫安主義的懵懂未知，今日的她多了對以巴歷史及政經社會的觀察，也在畫面中嗅見了一些訊息，以及批判。

外公自移民自烏克蘭，是猶太青年運動組織Hashomer Hatsair 的元老，雖為以色列政府工作，但也帶有自己的視角。攝影集中更有大量昔日的集體公社（Kibbutz）──包含外公曾住過、但遷出的家園，今日已不復見。於是她與劇組買了一台大篷車，按圖索驥，尋找外公鏡頭下的人事物。

然而這並非只是一趟追尋往日的旅程，相反地，塔瑪拉堅持讓過去的軸線與今日的社會交叉。她大量訪談目前仍在同一塊土地的居民，並邀他們進入篷車，對外公的照片發表意見。「訪談過程裡，我們一面看著螢幕裡的景象，一面看著車窗外的今日，於是昨日和今日重疊了，許多受訪者充滿感觸。」

這趟公路旅程中，她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各角落尋找牆面，投影外公鏡頭下的畫面；今日的地景遂成為昨日黑白影像的巨大載體，觸發了許多對話。劇中有一幕，塔瑪拉在以色列與加薩口岸艾雷茲（Erez）旁，將照片投向覆滿鐵絲網的水泥牆面。服兵役的年輕軍人站在一旁好奇觀看，背景音樂是Winter Family樂團「令人愉悅的盲目」（Delightful Blindness）。

「以色列政府請我這部紀錄片提到過去就好，不提當今社會。但我不想這麼做，所以沒有拿他們的補助。」塔瑪拉說，少了這筆補助無所謂，對她來說，個人的政治與公眾政治總會貼著彼此運行。

這不是她第一次以私人的故事做為紀錄主題，2008年的紀錄片《Rober》便是她重建1歲逝世之父印象的嘗試，同時重新認識自己。但相較於當時的私密且單純，《尋找錫安》則首度將私人故事與公眾議題纏繞在一起。

雖然實際上路拍攝的時間只有3周，但在2年半的研究、書寫及構思過程裡，她挖掘出親人的秘密、與陌生的親戚聯繫、或遭拒絕，過程多舛，卻也重新認識自己。再加上大篷車在Hakhuda陷入沼澤地的悲劇……終於進入數個月的後製期。

影片正進行最後的剪接和混音，將於本月14日於德國電視二台（ZDF）首映，預計9月於法國電視台播映，明年則於各國戲院放映。「直到片子在以色列放映，我的母親才會看到影片。」她透露。

塔瑪拉作為導演兼編劇，在《尋找錫安》中出現的次數與畫面，比《誰的土地》來得頻繁許多，甚至以行動藝術與螢幕裡、螢幕外的觀者進行互動，顯示這部片個人元素更強烈。而兩部紀錄片裡，塔瑪拉與訪談對象的對話結束後，畫面裡總有幾秒鐘的留白：受訪者一段獨自一人、無語的影像。

我曾在她2008年的錄像裝置作品《莎拉們和巴布們（Saras and Bobs）》，找到一段註解，對這樣的風格有相似的詮釋：「隨著等待的過程所帶來的時光靜止，攝影機也在靜止中萃取出更多的意涵。」塔瑪拉認同了我的聯想，確實有時，沒有言語的時刻其實說了更多。而當時的這份作品，來自於兒時常常帶給她想像的巴布‧狄倫（Bob Dylan）情歌「莎拉（Sara）」。

塔瑪拉說，音樂對她來說非常重要，有些作品的靈感觸發點來自於音樂，有些則來自畫面、文字，或其他元素。「其實滿綜合的，沒有哪種元素的比例較高，不過故事總是先出現，我再選擇適合的表現形式。」正如同舞者、導演、編劇、攝影師、駐村藝術家等等皆是她喜愛的身分，她無法選出最喜歡的一個角色：「每個面向都不可或缺，我很喜歡複合的感覺。」至於目標群眾？她也說，她沒有目標群眾。

也因此，她的片裡有種強烈的氣質，像是為了自身而作，也渴望解開自身的疑惑。她曾強調，個人情感與個人成長或來自的地方難以切割，若可以，便是迷思。當我問及，在創作的接近、揭露和表述上，國家或者親人，兩個她皆時常觸碰的主題裡，哪個主題對她來說更為困難？一向快言快語的她難得停了下來。

「讓受訪者看影片，始終是個令我害怕的時刻。譬如這次，我相信讓母親看這部影片是不容易的。」即使如此，她仍堅持盡可能減少受訪者意志對她的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在十多年前一部紀錄身障舞者的影片《非常重的石頭（Very Heavy Stones）》製作過程裡，她曾因該舞者提出需求，而刪去許多畫面。但也在那次經驗後，她決定不讓受訪者在作品發表前觀看作品；影片一旦開始拍攝，她也不讓受訪者的意見成為干預創作的元素。

在《尋找錫安》中，她曾重新連結了千絲萬縷的親族圖譜，甚至被提示「我們可以收養妳」；也曾努力地試圖與一位移居海外的親戚產生連結，卻始終未能如願。她會繼續追蹤下去嗎？《誰的土地》畢業後的孩子們現在又如何了？她暫時答不出來。此刻，她正持續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該片同時與以巴議題重疊，但更為自傳式、更為私密，「但也因為是劇情片，有一段安全的私密距離。」她說。

訪談過程中，察覺塔瑪拉拍完《尋找錫安》後，還有一些感觸需要消化。在我追問後，她在客觀的描述外，終於道出一點個人的心情──難過。「即使明白影像已經是過去式，且終究無法呈現事實的全貌，但那依然捕捉了很多東西。我很難過，我們所處的今日，距離外公那時想像的、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樣貌，很遙遠。」

於是我沒有繼續問下去，等待著她留給自己的空白。

我與外公鏡頭下風景的公路旅行──從《誰的歷史》到《尋找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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