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芸婕

第二次與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見面是在落雨的巴黎,氣溫驟降到路人紛紛拉上高領外套,我們都點了熱可可。法國國鐵(SNCF)大規模罷工已延燒整個月,每隔3天罷工2天,還會持續兩個月。「五月風暴(Mai 68)」也即將步入50周年,在日漸右傾的社會氛圍裡,塔瑪拉說,與我們同世代的法國人對那場學運沒有太多討論,那年代的學生、目前多已退休的長輩們,則大多帶著懷舊的情愫。

2014年,塔瑪拉執導紀錄片《誰的土地(This is My Land)》,探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兩地的校園教育及史觀建立,入選2015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她也親自參與映後交流。塔瑪拉回想當時首度拜訪臺灣,覺得這塊土地在身分認同、衝突及與他國關係的認知上,也如同以、巴之間極為複雜糾葛。因為這部片,她也造訪了烏克蘭。片中探討的議題早已超脫地理疆界,在情感與意義上具有共通性。

當時《查理畫報》槍擊事件已發生數個月,巴黎巴塔克蘭劇院及法蘭西體育場等地的IS恐怖襲擊則即將發生,我詢問她:「法國呢?人們如何討論如宗教、種族等敏感議題?」她想了想後告訴我,在法國交流、辯論這類議題的難度,其實並不亞於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甚至在法國像是更大的禁忌。

今日我再度問起同一問題,她認為情況依然劇烈,人們依然以有色眼鏡看待穆斯林及新移民。「雖然法國不算是個民族主義太強烈的國家,畢竟我來自以色列……」她解釋。

《誰的土地》在以色列受到許多批評,有觀眾當面嗆塔瑪拉「妳把以色列描繪得真差」,該片也在國內遭教育部於各級學校禁演。然而這並未阻擋她持續探討以巴議題。這7年來她頻繁往返以色列,由於已是法國公民,受家鄉當局的政治壓力影響不大,但她依然認定家鄉為以色列:「在家鄉時,成天過著腦中充滿批判的生活其實很難;離家鄉遠一些,可以更自在地批判家鄉的問題。」

塔瑪拉自小只與以色列人一起上學,未曾質疑過所受的教育,直到2000年至2002年服兵役於以色列情報單位,與許多這一代以色列人相似,她也在兵役後期首度開始質疑、提出問題,並回頭檢視成長時所受的一切教育。

她的作品時常觸及以巴地區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有紀錄、劇情、實驗等影片,也有照片、錄像裝置、舞蹈、展演等創作形式,多數將小人物的情感與時代背景的巨影交錯重疊──譬《迪士尼拉馬拉(Disney Ramallah)》中,守護兒子純真夢想卻命喪政治追殺的父親,又譬《杰里科(Jericho)》中,讀著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以想像自身戰爭的以色列導演。

縱然對家鄉反覆提出叩問,塔瑪拉的作品卻並非完全站在誰的立場。她坦承:「我喜歡拋出問題,更勝於給觀眾結論。」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曾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藝穗節(Stockholm Fringe Festival)獨演《一位軍人的夢(A Soldier’s Dream)》,採用深受巴勒斯坦人敬仰的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的詩作及讀詩音,這首1967年的〈一位軍人夢見白色白合(A Soldier Dreams of White Lilies)〉卻是他最具爭議的詩作之一,因字裡行間流露著對以色列軍人的同情。

演出時,布幕投影著海灘的錄像,舞台上有一張張比身體微小的迷你純白床架,塔瑪拉在床架之間漫舞,也在一角的桌邊反覆啜飲與啐吐。

《誰的土地》映演後,她用了約3年的時間,展開另一場更私密的探索──30年代起為錫安主義當局擔任攝影師的外公伊弗拉恩(Ephraim Erde)。熱愛旅行的她與劇組攝影師、錄音師駕著一輛大篷車公路旅行,將紀錄片融合行動藝術,以「超焦慮」形容那段時光,卻也完成更詩意的作品。《尋找錫安》正於後製期尾聲,本月即將於德國首映,也期望明年到臺灣。

今日社會景象與昨日地景的重疊

塔瑪拉16歲開始攝影。「滿有趣的,當我回頭翻外公的照片,發現我們的畫面有些相似,那些取材、框景……」這句話聽來頗有宿命論的味道,而她也確實相信血緣的連結。塔瑪拉與外公皆是特拉維夫(Tel Aviv)人,捕捉的景象皆由當地出發繼而跨越許多地理邊界。

然而,當她提起外公時,並非單純親情、思念的情感。由於4歲時外公就過世,青春後期的她也與獨自扶養她的母親漸行漸遠,甚至離開以色列,橫跨三代人的是五味雜陳、若有似無的牽繫。

「小時候,常有老師說:『哦,你是伊弗拉恩的孫女!』,那時會覺得很驕傲」,她回憶。然而她未曾造訪外公的影像博物館,也是直到近年才真正好好看看外公的作品。相較於兒時對錫安主義的懵懂未知,今日的她多了對以巴歷史及政經社會的觀察,也在畫面中嗅見了一些訊息,以及批判。

外公自移民自烏克蘭,是猶太青年運動組織Hashomer Hatsair 的元老,雖為以色列政府工作,但也帶有自己的視角。攝影集中更有大量昔日的集體公社(Kibbutz)──包含外公曾住過、但遷出的家園,今日已不復見。於是她與劇組買了一台大篷車,按圖索驥,尋找外公鏡頭下的人事物。

然而這並非只是一趟追尋往日的旅程,相反地,塔瑪拉堅持讓過去的軸線與今日的社會交叉。她大量訪談目前仍在同一塊土地的居民,並邀他們進入篷車,對外公的照片發表意見。「訪談過程裡,我們一面看著螢幕裡的景象,一面看著車窗外的今日,於是昨日和今日重疊了,許多受訪者充滿感觸。」

這趟公路旅程中,她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各角落尋找牆面,投影外公鏡頭下的畫面;今日的地景遂成為昨日黑白影像的巨大載體,觸發了許多對話。劇中有一幕,塔瑪拉在以色列與加薩口岸艾雷茲(Erez)旁,將照片投向覆滿鐵絲網的水泥牆面。服兵役的年輕軍人站在一旁好奇觀看,背景音樂是Winter Family樂團「令人愉悅的盲目」(Delightful Blindness)。

「以色列政府請我這部紀錄片提到過去就好,不提當今社會。但我不想這麼做,所以沒有拿他們的補助。」塔瑪拉說,少了這筆補助無所謂,對她來說,個人的政治與公眾政治總會貼著彼此運行。

這不是她第一次以私人的故事做為紀錄主題,2008年的紀錄片《Rober》便是她重建1歲逝世之父印象的嘗試,同時重新認識自己。但相較於當時的私密且單純,《尋找錫安》則首度將私人故事與公眾議題纏繞在一起。

雖然實際上路拍攝的時間只有3周,但在2年半的研究、書寫及構思過程裡,她挖掘出親人的秘密、與陌生的親戚聯繫、或遭拒絕,過程多舛,卻也重新認識自己。再加上大篷車在Hakhuda陷入沼澤地的悲劇……終於進入數個月的後製期。

影片正進行最後的剪接和混音,將於本月14日於德國電視二台(ZDF)首映,預計9月於法國電視台播映,明年則於各國戲院放映。「直到片子在以色列放映,我的母親才會看到影片。」她透露。

塔瑪拉在今日的耶路撒冷,投影外公半世紀前的攝影作品。(Tamara Erde提供)

更為私密的創作

塔瑪拉作為導演兼編劇,在《尋找錫安》中出現的次數與畫面,比《誰的土地》來得頻繁許多,甚至以行動藝術與螢幕裡、螢幕外的觀者進行互動,顯示這部片個人元素更強烈。而兩部紀錄片裡,塔瑪拉與訪談對象的對話結束後,畫面裡總有幾秒鐘的留白:受訪者一段獨自一人、無語的影像。

我曾在她2008年的錄像裝置作品《莎拉們和巴布們(Saras and Bobs)》,找到一段註解,對這樣的風格有相似的詮釋:「隨著等待的過程所帶來的時光靜止,攝影機也在靜止中萃取出更多的意涵。」塔瑪拉認同了我的聯想,確實有時,沒有言語的時刻其實說了更多。而當時的這份作品,來自於兒時常常帶給她想像的巴布‧狄倫(Bob Dylan)情歌「莎拉(Sara)」。

塔瑪拉說,音樂對她來說非常重要,有些作品的靈感觸發點來自於音樂,有些則來自畫面、文字,或其他元素。「其實滿綜合的,沒有哪種元素的比例較高,不過故事總是先出現,我再選擇適合的表現形式。」正如同舞者、導演、編劇、攝影師、駐村藝術家等等皆是她喜愛的身分,她無法選出最喜歡的一個角色:「每個面向都不可或缺,我很喜歡複合的感覺。」至於目標群眾?她也說,她沒有目標群眾。

也因此,她的片裡有種強烈的氣質,像是為了自身而作,也渴望解開自身的疑惑。她曾強調,個人情感與個人成長或來自的地方難以切割,若可以,便是迷思。當我問及,在創作的接近、揭露和表述上,國家或者親人,兩個她皆時常觸碰的主題裡,哪個主題對她來說更為困難?一向快言快語的她難得停了下來。

她思考片刻,說:「親人。」

「讓受訪者看影片,始終是個令我害怕的時刻。譬如這次,我相信讓母親看這部影片是不容易的。」即使如此,她仍堅持盡可能減少受訪者意志對她的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在十多年前一部紀錄身障舞者的影片《非常重的石頭(Very Heavy Stones)》製作過程裡,她曾因該舞者提出需求,而刪去許多畫面。但也在那次經驗後,她決定不讓受訪者在作品發表前觀看作品;影片一旦開始拍攝,她也不讓受訪者的意見成為干預創作的元素。

在《尋找錫安》中,她曾重新連結了千絲萬縷的親族圖譜,甚至被提示「我們可以收養妳」;也曾努力地試圖與一位移居海外的親戚產生連結,卻始終未能如願。她會繼續追蹤下去嗎?《誰的土地》畢業後的孩子們現在又如何了?她暫時答不出來。此刻,她正持續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該片同時與以巴議題重疊,但更為自傳式、更為私密,「但也因為是劇情片,有一段安全的私密距離。」她說。

訪談過程中,察覺塔瑪拉拍完《尋找錫安》後,還有一些感觸需要消化。在我追問後,她在客觀的描述外,終於道出一點個人的心情──難過。「即使明白影像已經是過去式,且終究無法呈現事實的全貌,但那依然捕捉了很多東西。我很難過,我們所處的今日,距離外公那時想像的、想透過鏡頭呈現的樣貌,很遙遠。」

於是我沒有繼續問下去,等待著她留給自己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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