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當時已在MBC當16年資深記者的李容馬，因領導長達170天的罷工抗議，被公司解雇，那時他是帶領大家爭取新聞正義的最前線運動者，且一戰就是5年。這場罷工，源自2008年保守派李明博政府就任後，開始對公營媒體施壓、插手人事，媒體只能報導替政府粉飾太平的新聞，封鎖美牛抗爭消息、世越號船難誤報，間接導致300多名學生錯失救援時機。新聞台失去應有的批判性，民眾也不再信任公營媒體；政治立場不同的員工，甚至被下放到滑雪場工作。
1969年出生於清貧家庭，李容馬一路讀到首爾大學政治系，原本只是為了考取穩定的公務員，卻因大學時見證６月民主化運動，想清楚不想成為軍事政權下的爪牙，決定「先了解身處的究竟是怎樣的社會」，1996年考入MBC當記者。他跑過的新聞從社會線、政治線、財經金融線都有，甚至曾被派到阿富汗戰地最前線，報導國際新聞。只不過，這些豐富的採訪經驗，經常是因為得罪長官被調組。
從社會記者開始當，才待一年就因為得罪前輩，被轉調到首爾圈當地方記者。他並沒有因此選擇簡單的路走，反而開始接觸調查報導，揭發一樁樁律師和檢察官的不法事件。這讓李容馬在檢察官界成了風雲人物，大家都想知道是哪個「飯桶」記者，不懂潛規則，寫出這些銳利的事實。
有次他批判檢察官對暴力組織和官商勾結沒有徹底搜查，報導一出來，他就接到部長檢察官的威脅電話，要他最好就此罷手。大部分年輕記者接到這種威脅，大概都躲地遠遠的，他後悔的反倒是：「如果我年資再深一點，就會把部長的威脅也寫進報導裡。」
一路走來，無論是對抗病魔，面對訴訟，或是財團的威脅，他都沒忘記，記者拿的筆可以輕易被折斷，也能堅硬如鉻。紀錄片的結尾，導演兼製作人崔承浩問起他，生病後仍維持的寫作計畫，是為了什麼而寫？講話一向直白無懼的他，此時卻扭捏地說是要寫給孩子的，「這個嘛，講起來有點…唉唷…沒什麼啦…就…」整個臉皺地笑在一起，越笑頭越低，那是種無奈的情緒，他不敢在鏡頭前直接講，這個時間點寫給孩子，是無法確定生命還有多長。但在有限的時間中，他想起自己還有未竟之事，一點也不甘心。
上個月，他的書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從個人的生命史談韓國現代史，剖析的媒體弊病和MBC罷工的起始過程。這是一本寫給兒子的溫柔之書，也是寫給政府的控訴證據。內容並不如書名那樣簡單熱血，更像是一本安全手冊，把他當記者近二十年的經驗，以鋒利的語調告訴你媒體現實有哪些棘刺，但是對媒體的使命跟希望，理想的光芒依然能讓你斬破突圍，平安降落。
我們向他提出採訪邀請，希望他分享更多書中沒提及的記者經歷，以及2012年同樣曾經歷媒體反壟斷運動台灣，能夠從韓國的經驗得到什麼借鏡？等待一陣子後，收到他病情稍趨穩定的好消息，能夠接受郵件筆訪。請聽「鏡文化 為你朗讀」的Podcast播客提問與採訪整理：
從公務員的夢想到擔任記者
1.你在書中曾提到，初到首爾時，看見高速公路和聳立的高樓、美麗的洋房，內心澎湃地驚嘆著：「這就是打造漢江奇蹟的祖國阿！」但再回到首爾讀大學時，卻開始看見城鄉差距的現實。這兩次的反差，你是從何時開始能用批判角度審視韓國社會？
第一次到首爾時是為了看棒球比賽，沒能好好參觀這個地方，第二次來首爾，住在這裡的同時，目睹了這些事物（註1），而能更近距離地觀察到這些事。
會開始以批判的視角看韓國現實狀況，正是因為貧富差距。現實和在書本上所見到的韓國社會，差距太大了。當時不論是在學校所學、或教科書記載的內容，全都是誇大地描繪「漢江奇蹟」，卻絕口不提過程中發生的黑暗面。我就是親眼見識了那黑暗面，而感到震驚不已，因為北韓批判南韓時所說的乞丐與貧民窟，確實存在在我眼前。
2.你在高中之前都是模範生，上大學才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成為老師眼中的「壞學生」。請問您第一次參加的社會運動，是關於什麼議題？這個經驗給您帶來什麼影響？
上大學後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當然就是民主化運動了，當時的大統領全斗煥發表了4.13護憲措施，表示政府與執政黨要繼續維持間接選舉大統領的憲法，因而加速了反政府的抗爭。我也是自然地加入這個陣營，開始漸漸睜開雙眼看韓國社會。
也許也是因為我過去所受教育的力量，不論是家裡還是學校，全都保有濃厚的儒教傳統，時常強調對國家盡忠、對父母盡孝，尤其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論點讓我印象深刻，也就是身為男子漢大丈夫應該要做大事，大丈夫不應埋首於身邊小利，要以社會或國家的大義為己任。我想是這樣的儒家教育，造成我開始無法忽視社會的不公不義。
3.你曾夢想成為官僚體系中的公務員，卻因在大學政治系時參加社運，開始思考「重要的不是做什麼，而是怎麼活」，因而不想只是成為通過國家考試的技能者，更希望能夠率領國家。為什麼後來會想要考進公營電視台當記者呢？
沒有特別的動機。我本來沒有特別喜歡的職業，而記者起碼是個能適度以知識份子處世的同時，又能親身與現實碰撞的職業，我是在這樣的判斷之下，才決定成為記者。如果想成為學校教授就必須留學，但我沒有錢，又不想要到大企業上班，因為我非常清楚大企業是如何在過去的軍事政權下成長。
記者工作中的理想與現實
4.你剛入行時便因擇善固執，多次與上司發生衝突，當時是否曾對記者這個職業感到失望？
當時我覺得很矛盾，因為在公司外被要求要大聲說話，在公司內卻被要求絕對服從，我確實覺得很失望，不過MBC比起其他公司，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而且當要與公司外部的腐敗或不合理之事對抗時，沒有什麼比MBC這個防護罩更重要，我想這一點，也是讓我能克服當時狀況的原因。
5.你曾因寫出批判檢察官的報導，該位檢察官離職後轉當律師，對你秋後算帳，提出高達五億韓元的損害賠償訴訟，官司纏身4年多。這可能是您記者生涯中，第一次體會到寫出事實的風險，你是如何面對這些事的？
那是場漫長的訴訟，而且對方還握有強大權力。不過負責替我辯護的律師，是積極在市民團體中發聲的人權律師，因為得到他的積極協助，我對訴訟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擔憂。我的公司MBC也有相當堅強的背景，即使訴訟輸了，我認為公司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對我造成不利。因此相對而言，我算是心情很平靜度過那段日子。
6.你剛被調派到經濟部的時候，前輩曾給你一份三星李再鎔的非法繼承資料，當時你並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要把這麼好的新聞送你，後來才知道前輩可能是覺得自己寫有負擔。其他媒體的記者更直言：「每次只要有三星相關的報導，還沒出刊就先接到三星的人打來關切，報導最後因此死胎，那為什麼還要寫呢？不寫的話，對彼此都方便。」可以跟我們分享，您因為報導三星，曾發生過印象深刻的事嗎？
我曾經針對檢察官未確實調查三星李在鎔先生的不法繼承一事，寫過批判性的報導。當時接到三星打來的抗議電話，讓我印象深刻，他們在發出報導之前，便事先得知報導內容，抗議「為什麼要批評檢察官」？我想著遭批判的當事人檢察官沒有開口，卻是三星打電話來。當時因為太過於無語，未能好好和三星的人溝通。
和三星相關的報導太常被撤掉讓我很生氣，所以我在公司內的留言板，留了一篇題目名為「三星共和國」的長文，批判當時編輯部的行為，結果受到報導局長與編輯部長嚴厲的指責，最後還從社會部門被趕到廣播新聞編輯部。
7.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您認為記者應該如何揀選要報導的新聞？
現在的媒體機構非常繁多，通訊技術也十分發達，因此我認為像過去那種速報競爭，沒有太大的意義，現在重要的是觀點，能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發聲才是最重要的。說到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一般人多會聯想到身心障礙人士或貧困階層，然而，我所指的弱勢族群不只是這些人，而是在超商打工的學生、老人、派遣臨時工、受到社會歧視的女性等等，這些會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人們。身心障礙人士或貧困階層也許屬於少數，我認為的弱勢族群指的卻是更多數，新聞必須為他們發聲。我們應該要從這個觀點來看新聞。所以報導對我而言，有兩項東西是必要的元素，一是對權力的批判與監督，二是為社會弱勢族群發聲。
8.您的記者生涯中，可能也犯過錯誤，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在這個錯誤當中，您學習到了什麼？又如何去彌補過錯？
當經濟記者時的經驗讓我記憶猶新，當時是韓國為了度過IMF外匯危機而相當努力的時期，政府推出各種新金融政策，但其實之中有許多都是初次耳聞的政策，無從得知該政策會引起什麼樣的結果。即使按照政府的說明，這些政策能夠幫助韓國立即克服金融危機，但擺明了一定會有副作用，卻難以預測，所以我們只能依照政府發表的內容編寫報導。之後再看，我發現政府的政策開始產生副作用，反而強化了貧富差距。看了這種情形我深深地反省，但站在我的立場卻無計可施，因而感受到無力感。此後我就覺得，我只能去拓展資訊來源，要更加掌握那些能站在與政府不同觀點上敘事的報導來源。
9.面對紀錄片《共犯者》導演崔承浩問您，明知道抗爭勝算不高，為什麼不退出工會時，你的回答是：「我不曾那麼活過」。當初面對政府箝制公營媒體的報導自由，您選擇加入工會抗爭，即便知道一定會有犧牲，讓您最掙扎的部分是什麼？
當時的狀況是，加入工會就會被解僱，所以我當然會像普通人一樣感到苦惱。如果馬上被解僱，那生活就成了問題，但當時狀況無可奈何，不論何種方向，我都得做出一個決斷。那個時候我太太成了很大的力量，她在聽我說有可能遭解僱之後，仍然同意我加入工會，就是說即使會餓死也同意。而且她還說有工會在，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另一方面，其實當時我覺得就算被解僱，在2-3年內也能復職，因為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感，所以要下決定並不是那麼困難（註2）。
當年因為加入工會，李容馬跟其他被解雇員工，承受著龐大的經濟壓力。一直要等到2017年，韓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媒體大罷工，MBC和KBS共有超過3800名員工參與，才間接引發保守派的朴槿惠政權垮台，換得電視台高層改組。被解雇員工得以迎接回歸的勝利。
儘管再被復職，李容馬也暫時因身體狀況，無法回工作崗位。問他當初抗爭是否有意義？「起碼在這種黑暗時期，我們也沒有沉默，單這樣看（抗爭）就是就是有意義的。雖然這將近十年，一同作戰的人，青春人生都飛了，這是無可奈何的犧牲，包括我自己也一樣。」李容馬一字一句，緩慢而平穩的語調，說出他堅信的選擇。
把韓國媒體的經驗當成台灣的鏡子
10.許多台灣的社會記者需要和警察打好交道，才能迅速獲得最新消息。然而，這過程中也產生許多包庇與矛盾的關係。你剛入行時的前兩年，就是從警察部和社會部記者開始當起，請問韓國是否有與台灣類似的文化？如果你也不得不與警察維持關係，是否有給自己設界線？
這是記者們常遇到的兩難問題，也是自我合理化的方法。當然，確實要跟警察有良好關係才能快速得到好的情報；但和警察關係好，也會產生報導沒辦法批判警察的問題，因為你想從警察身上獲得情報，就得付出某種看不見的代價。
要從這個兩難問題脫身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對方認知到這個記者是真正的記者，讓警察知道發生問題時告訴這個記者，記者會好好報導，那就能真正獲得好的情報。這不是單純的交易，而是確保重要的報導來源。警察若是對記者有好的印象，自然也會給予好的資訊。
11.台灣私有媒體的競爭激烈，導致新聞幾乎變成娛樂節目，觀眾喜歡看獵奇聳動的新聞，越是這種新聞收視率越高，年輕一代也不重視國際新聞或深度新聞。請問韓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嗎？
韓國的年輕人與台灣的年輕人差不多，收看新聞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收看比例非常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生存遊戲越發熾熱，他們忙著讓自己生存下來，沒有時間關心周遭的事物。這個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就獲得解決，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複雜問題，如果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文化沒有改變，就很難克服。年輕人要去關注新聞，才有可能改變社會文化。我們的社會要變成更有人性的社會，必須從叢林式的資本主義文化中脫離。
12.同您說的，在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中，媒體的經營也難以脫離財團的掌控。就您的觀察而言，這樣的困境該如何解套呢？
三星站在大韓民國內食物鏈的最頂端，掌握著強大的權力，要不怎麼會有「三星共和國」這種話出現呢？即便是在民主化有所進展的近期，這個事實也沒有改變，在資本主義中，錢成了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手段，也就是因為如此，媒體更應該持續努力，擺脫他們的掌控。
首先，確保財源很重要，需要有能不依靠財團的獨立媒體，而公營媒體的重要性就在此，一個社會至少要有2、3個依靠國民收視率營運的媒體才行。
接著國民要能選拔公營媒體的董事長，就像我在書的末尾所寫的一樣，隨機選出的全國代表在聽了董事長候選人的聽證會後，選拔出董事長就可以了，唯有如此才能從政治圈或財團的影響中，做出獨立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