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越如

講述韓國兩大公共電視台KBS和MBC如何被政府入侵,一點一滴失去新聞自由的紀錄片《共犯者》,開頭是轟轟烈烈的抗爭片段,每個被非法解僱或調職的新聞人,憤慨地控訴他們受到的打壓。

相比之下,片尾的溫和顯得不太尋常。攝影機跟著MBC工會公關局長李容馬,來到他養病的鄉下,他在2016年末被診斷出腹膜癌末期,平均存活期只有12個月。紀錄片中,李容馬細數療養的生活日常:早上6點起床、先拄拐杖到後山運動。儘管腹水跟瘦弱的體驅讓他行走不易,這仍不是他做過最艱難的運動。

2012年,當時已在MBC當16年資深記者的李容馬,因領導長達170天的罷工抗議,被公司解雇,那時他是帶領大家爭取新聞正義的最前線運動者,且一戰就是5年。這場罷工,源自2008年保守派李明博政府就任後,開始對公營媒體施壓、插手人事,媒體只能報導替政府粉飾太平的新聞,封鎖美牛抗爭消息、世越號船難誤報,間接導致300多名學生錯失救援時機。新聞台失去應有的批判性,民眾也不再信任公營媒體;政治立場不同的員工,甚至被下放到滑雪場工作。

1969年出生於清貧家庭,李容馬一路讀到首爾大學政治系,原本只是為了考取穩定的公務員,卻因大學時見證6月民主化運動,想清楚不想成為軍事政權下的爪牙,決定「先了解身處的究竟是怎樣的社會」,1996年考入MBC當記者。他跑過的新聞從社會線、政治線、財經金融線都有,甚至曾被派到阿富汗戰地最前線,報導國際新聞。只不過,這些豐富的採訪經驗,經常是因為得罪長官被調組。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李容馬著,張琪惠譯,大塊出版。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李容馬著,張琪惠譯,大塊出版。

從社會記者開始當,才待一年就因為得罪前輩,被轉調到首爾圈當地方記者。他並沒有因此選擇簡單的路走,反而開始接觸調查報導,揭發一樁樁律師和檢察官的不法事件。這讓李容馬在檢察官界成了風雲人物,大家都想知道是哪個「飯桶」記者,不懂潛規則,寫出這些銳利的事實。

有次他批判檢察官對暴力組織和官商勾結沒有徹底搜查,報導一出來,他就接到部長檢察官的威脅電話,要他最好就此罷手。大部分年輕記者接到這種威脅,大概都躲地遠遠的,他後悔的反倒是:「如果我年資再深一點,就會把部長的威脅也寫進報導裡。」

一路走來,無論是對抗病魔,面對訴訟,或是財團的威脅,他都沒忘記,記者拿的筆可以輕易被折斷,也能堅硬如鉻。紀錄片的結尾,導演兼製作人崔承浩問起他,生病後仍維持的寫作計畫,是為了什麼而寫?講話一向直白無懼的他,此時卻扭捏地說是要寫給孩子的,「這個嘛,講起來有點…唉唷…沒什麼啦…就…」整個臉皺地笑在一起,越笑頭越低,那是種無奈的情緒,他不敢在鏡頭前直接講,這個時間點寫給孩子,是無法確定生命還有多長。但在有限的時間中,他想起自己還有未竟之事,一點也不甘心。

李容馬病後在家中受訪,拍下與雙胞胎兒子和妻子的全家福。©시사 IN 신선영
李容馬病後在家中受訪,拍下與雙胞胎兒子和妻子的全家福。©시사 IN 신선영

上個月,他的書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從個人的生命史談韓國現代史,剖析的媒體弊病和MBC罷工的起始過程。這是一本寫給兒子的溫柔之書,也是寫給政府的控訴證據。內容並不如書名那樣簡單熱血,更像是一本安全手冊,把他當記者近二十年的經驗,以鋒利的語調告訴你媒體現實有哪些棘刺,但是對媒體的使命跟希望,理想的光芒依然能讓你斬破突圍,平安降落。

我們向他提出採訪邀請,希望他分享更多書中沒提及的記者經歷,以及2012年同樣曾經歷媒體反壟斷運動台灣,能夠從韓國的經驗得到什麼借鏡?等待一陣子後,收到他病情稍趨穩定的好消息,能夠接受郵件筆訪。請聽「鏡文化 為你朗讀」的Podcast播客提問與採訪整理:

 

從公務員的夢想到擔任記者

1.你在書中曾提到,初到首爾時,看見高速公路和聳立的高樓、美麗的洋房,內心澎湃地驚嘆著:「這就是打造漢江奇蹟的祖國阿!」但再回到首爾讀大學時,卻開始看見城鄉差距的現實。這兩次的反差,你是從何時開始能用批判角度審視韓國社會?

第一次到首爾時是為了看棒球比賽,沒能好好參觀這個地方,第二次來首爾,住在這裡的同時,目睹了這些事物(註1)作者描述再回到首爾時,從首爾的居住分配,看到兩極化社會的縮影,以及窮人在社會上受到的輕視跟嚴重壓迫,使他混亂不已。除此之外,作者讀大學時因為沒錢租好房子,跟哥哥姐姐只能合租在半地下室的房子,颱風天時雨就會順著牆壁流入屋內,書跟棉被都被淋濕,他從自身經歷,更貼切感受到居住條件的差距與現實。 ,而能更近距離地觀察到這些事。

會開始以批判的視角看韓國現實狀況,正是因為貧富差距。現實和在書本上所見到的韓國社會,差距太大了。當時不論是在學校所學、或教科書記載的內容,全都是誇大地描繪「漢江奇蹟」,卻絕口不提過程中發生的黑暗面。我就是親眼見識了那黑暗面,而感到震驚不已,因為北韓批判南韓時所說的乞丐與貧民窟,確實存在在我眼前。

 

2.你在高中之前都是模範生,上大學才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成為老師眼中的「壞學生」。請問您第一次參加的社會運動,是關於什麼議題?這個經驗給您帶來什麼影響?

上大學後第一次參與的社會運動,當然就是民主化運動了,當時的大統領全斗煥發表了4.13護憲措施,表示政府與執政黨要繼續維持間接選舉大統領的憲法,因而加速了反政府的抗爭。我也是自然地加入這個陣營,開始漸漸睜開雙眼看韓國社會。

也許也是因為我過去所受教育的力量,不論是家裡還是學校,全都保有濃厚的儒教傳統,時常強調對國家盡忠、對父母盡孝,尤其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論點讓我印象深刻,也就是身為男子漢大丈夫應該要做大事,大丈夫不應埋首於身邊小利,要以社會或國家的大義為己任。我想是這樣的儒家教育,造成我開始無法忽視社會的不公不義。

MBC工會成員聽到李容馬罹癌後,紛紛落下眼淚,知道他是罷工時承受太大壓力,才會輕忽身體健康。©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
MBC工會成員聽到李容馬罹癌後,紛紛落下眼淚,知道他是罷工時承受太大壓力,才會輕忽身體健康。©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

3.你曾夢想成為官僚體系中的公務員,卻因在大學政治系時參加社運,開始思考「重要的不是做什麼,而是怎麼活」,因而不想只是成為通過國家考試的技能者,更希望能夠率領國家。為什麼後來會想要考進公營電視台當記者呢?

沒有特別的動機。我本來沒有特別喜歡的職業,而記者起碼是個能適度以知識份子處世的同時,又能親身與現實碰撞的職業,我是在這樣的判斷之下,才決定成為記者。如果想成為學校教授就必須留學,但我沒有錢,又不想要到大企業上班,因為我非常清楚大企業是如何在過去的軍事政權下成長。

 

記者工作中的理想與現實

4.你剛入行時便因擇善固執,多次與上司發生衝突,當時是否曾對記者這個職業感到失望?

當時我覺得很矛盾,因為在公司外被要求要大聲說話,在公司內卻被要求絕對服從,我確實覺得很失望,不過MBC比起其他公司,已經算是比較好的了。而且當要與公司外部的腐敗或不合理之事對抗時,沒有什麼比MBC這個防護罩更重要,我想這一點,也是讓我能克服當時狀況的原因。

 

5.你曾因寫出批判檢察官的報導,該位檢察官離職後轉當律師,對你秋後算帳,提出高達五億韓元的損害賠償訴訟,官司纏身4年多。這可能是您記者生涯中,第一次體會到寫出事實的風險,你是如何面對這些事的?

那是場漫長的訴訟,而且對方還握有強大權力。不過負責替我辯護的律師,是積極在市民團體中發聲的人權律師,因為得到他的積極協助,我對訴訟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擔憂。我的公司MBC也有相當堅強的背景,即使訴訟輸了,我認為公司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對我造成不利。因此相對而言,我算是心情很平靜度過那段日子。

 

6.你剛被調派到經濟部的時候,前輩曾給你一份三星李再鎔的非法繼承資料,當時你並不知道別人為什麼要把這麼好的新聞送你,後來才知道前輩可能是覺得自己寫有負擔。其他媒體的記者更直言:「每次只要有三星相關的報導,還沒出刊就先接到三星的人打來關切,報導最後因此死胎,那為什麼還要寫呢?不寫的話,對彼此都方便。」可以跟我們分享,您因為報導三星,曾發生過印象深刻的事嗎?

我曾經針對檢察官未確實調查三星李在鎔先生的不法繼承一事,寫過批判性的報導。當時接到三星打來的抗議電話,讓我印象深刻,他們在發出報導之前,便事先得知報導內容,抗議「為什麼要批評檢察官」?我想著遭批判的當事人檢察官沒有開口,卻是三星打電話來。當時因為太過於無語,未能好好和三星的人溝通。

和三星相關的報導太常被撤掉讓我很生氣,所以我在公司內的留言板,留了一篇題目名為「三星共和國」的長文,批判當時編輯部的行為,結果受到報導局長與編輯部長嚴厲的指責,最後還從社會部門被趕到廣播新聞編輯部。

 

7.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您認為記者應該如何揀選要報導的新聞?

現在的媒體機構非常繁多,通訊技術也十分發達,因此我認為像過去那種速報競爭,沒有太大的意義,現在重要的是觀點,能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發聲才是最重要的。說到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一般人多會聯想到身心障礙人士或貧困階層,然而,我所指的弱勢族群不只是這些人,而是在超商打工的學生、老人、派遣臨時工、受到社會歧視的女性等等,這些會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人們。身心障礙人士或貧困階層也許屬於少數,我認為的弱勢族群指的卻是更多數,新聞必須為他們發聲。我們應該要從這個觀點來看新聞。所以報導對我而言,有兩項東西是必要的元素,一是對權力的批判與監督,二是為社會弱勢族群發聲。

 

8.您的記者生涯中,可能也犯過錯誤,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在這個錯誤當中,您學習到了什麼?又如何去彌補過錯?

當經濟記者時的經驗讓我記憶猶新,當時是韓國為了度過IMF外匯危機而相當努力的時期,政府推出各種新金融政策,但其實之中有許多都是初次耳聞的政策,無從得知該政策會引起什麼樣的結果。即使按照政府的說明,這些政策能夠幫助韓國立即克服金融危機,但擺明了一定會有副作用,卻難以預測,所以我們只能依照政府發表的內容編寫報導。之後再看,我發現政府的政策開始產生副作用,反而強化了貧富差距。看了這種情形我深深地反省,但站在我的立場卻無計可施,因而感受到無力感。此後我就覺得,我只能去拓展資訊來源,要更加掌握那些能站在與政府不同觀點上敘事的報導來源。

大學時期是改變李容馬志向的重要轉捩點,上過街頭後,他從一心一意想考公務員到認清社會現實。(由大塊文化提供)
大學時期是改變李容馬志向的重要轉捩點,上過街頭後,他從一心一意想考公務員到認清社會現實。(由大塊文化提供)

9.面對紀錄片《共犯者》導演崔承浩問您,明知道抗爭勝算不高,為什麼不退出工會時,你的回答是:「我不曾那麼活過」。當初面對政府箝制公營媒體的報導自由,您選擇加入工會抗爭,即便知道一定會有犧牲,讓您最掙扎的部分是什麼?

當時的狀況是,加入工會就會被解僱,所以我當然會像普通人一樣感到苦惱。如果馬上被解僱,那生活就成了問題,但當時狀況無可奈何,不論何種方向,我都得做出一個決斷。那個時候我太太成了很大的力量,她在聽我說有可能遭解僱之後,仍然同意我加入工會,就是說即使會餓死也同意。而且她還說有工會在,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另一方面,其實當時我覺得就算被解僱,在2-3年內也能復職,因為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期待感,所以要下決定並不是那麼困難(註2) 2012年的MBC罷工事件後續

當年因為加入工會,李容馬跟其他被解雇員工,承受著龐大的經濟壓力。一直要等到2017年,韓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媒體大罷工,MBC和KBS共有超過3800名員工參與,才間接引發保守派的朴槿惠政權垮台,換得電視台高層改組。被解雇員工得以迎接回歸的勝利。

儘管再被復職,李容馬也暫時因身體狀況,無法回工作崗位。問他當初抗爭是否有意義?「起碼在這種黑暗時期,我們也沒有沉默,單這樣看(抗爭)就是就是有意義的。雖然這將近十年,一同作戰的人,青春人生都飛了,這是無可奈何的犧牲,包括我自己也一樣。」李容馬一字一句,緩慢而平穩的語調,說出他堅信的選擇。

 

把韓國媒體的經驗當成台灣的鏡子

10.許多台灣的社會記者需要和警察打好交道,才能迅速獲得最新消息。然而,這過程中也產生許多包庇與矛盾的關係。你剛入行時的前兩年,就是從警察部和社會部記者開始當起,請問韓國是否有與台灣類似的文化?如果你也不得不與警察維持關係,是否有給自己設界線?

這是記者們常遇到的兩難問題,也是自我合理化的方法。當然,確實要跟警察有良好關係才能快速得到好的情報;但和警察關係好,也會產生報導沒辦法批判警察的問題,因為你想從警察身上獲得情報,就得付出某種看不見的代價。

要從這個兩難問題脫身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對方認知到這個記者是真正的記者,讓警察知道發生問題時告訴這個記者,記者會好好報導,那就能真正獲得好的情報。這不是單純的交易,而是確保重要的報導來源。警察若是對記者有好的印象,自然也會給予好的資訊。

 

11.台灣私有媒體的競爭激烈,導致新聞幾乎變成娛樂節目,觀眾喜歡看獵奇聳動的新聞,越是這種新聞收視率越高,年輕一代也不重視國際新聞或深度新聞。請問韓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嗎?

韓國的年輕人與台灣的年輕人差不多,收看新聞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收看比例非常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生存遊戲越發熾熱,他們忙著讓自己生存下來,沒有時間關心周遭的事物。這個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就獲得解決,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複雜問題,如果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文化沒有改變,就很難克服。年輕人要去關注新聞,才有可能改變社會文化。我們的社會要變成更有人性的社會,必須從叢林式的資本主義文化中脫離。

 

12.同您說的,在資本主義主宰的社會中,媒體的經營也難以脫離財團的掌控。就您的觀察而言,這樣的困境該如何解套呢?

三星站在大韓民國內食物鏈的最頂端,掌握著強大的權力,要不怎麼會有「三星共和國」這種話出現呢?即便是在民主化有所進展的近期,這個事實也沒有改變,在資本主義中,錢成了解決所有問題的最佳手段,也就是因為如此,媒體更應該持續努力,擺脫他們的掌控。

首先,確保財源很重要,需要有能不依靠財團的獨立媒體,而公營媒體的重要性就在此,一個社會至少要有2、3個依靠國民收視率營運的媒體才行。

接著國民要能選拔公營媒體的董事長,就像我在書的末尾所寫的一樣,隨機選出的全國代表在聽了董事長候選人的聽證會後,選拔出董事長就可以了,唯有如此才能從政治圈或財團的影響中,做出獨立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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