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
2021.01.12 05:58 臺北時間

【恐怖新秩序1】不流血的「清鄉」 那一夜香港跌入最低溫

港警於1月6日拘捕53位民主派人士,指他們去年參與民主派35+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圖為區議員岑敖暉(中)被警方帶走。(達志影像)
港警於1月6日拘捕53位民主派人士,指他們去年參與民主派35+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圖為區議員岑敖暉(中)被警方帶走。(達志影像)
1月6日,香港迎來最冷酷的嚴冬,超過千名警力到共72處地點,抓補了53名民主派人士。大搜捕之後,「港版美麗島」「港版清鄉」的比對群聲鵲起,但當年的國民黨並非今日的中共,當年的台灣也並非今日的香港。香港現正面對的,是21世紀的中共清算:以政引法、依法辦案、逆我者亡,務求達到北京所言「一法定香江」。
儘管極權壓境,情勢日益嚴峻,香港民主派人士仍冀求抗爭者不被恐懼吞噬,持續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終有一日,想辦法找到國家機器零件鬆脫的突破口。
2021年1月6日,北京在1,900多公里外的香港,找到了53個「組織、參與顛覆國家政權」的人。

顛覆五十三 一法定香江

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抓捕在日出前啟動,超過1,000名來自國家安全處等不同部門的香港警察參與,53組織、參與2020年7月民主派初選的人士被捕,72處地點—包括一家律師事務所—被搜查,4家傳媒機構被發出法庭命令要求交出指定文件,共160萬港元(約新台幣578萬元)資金被凍結。
民主派初選的目標是協調出民主派候選人,參加原定於2020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並在選舉中取得超過35席的多數派地位,從而可以行使議員否決權,通過否決預算案等政府議案,迫使政府回應民主化的訴求。
對此,警方引用的法條是2020年6月30日港府頒布實施的《港區國家安全法》第2節「顛覆國家政權罪」第22條。根據條款,「首要分子」處10年以上至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3年到10年有期徒刑。
那一個清早的拘捕人數,超過了《國安法》實施以來的拘捕總人數。
戴耀廷與民主派人士被北京與港府視為「攬炒」的幕後黑手。圖為戴耀廷2019年在香港大學接受本刊專訪。
而此案的被捕者,包括因為領導2014年「占領中環」爭取真普選而入獄、並於2020香港大學褫奪教席的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港工作數十載的美籍人權律師關尚義(John Clancey),以及在民主派初選之後正式成形的「抗爭派」全部仍然在港成員。
1月7日,警方再以同樣罪名拘捕已在服刑的黃之鋒和已被還押數月的電台節目主持人、綽號「快必」的譚得志。同日,「顛覆五十三」各人陸續獲准保釋,條件包括全部旅遊證件被警方沒收。
那晚,香港跌入入冬以來最低溫。
大搜捕之後,「港版美麗島」「港版清鄉」的比對群聲鵲起,但當年的國民黨並非今日的中共,當年的台灣也並非今日的香港,在歷史的比照中抬起頭來,直面香港的狀況,是21世紀的中共清算:以政引法、依法辦案、批量高速(短時間內對付大量的反對派人士)、逆我者亡,務求達到北京所言「一法定香江」。
「香港在進入一個寒冬,」被拘押超過40小時後獲准保釋的戴耀廷,在警署外如是說。「吹著的風又猛又凍,但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用自己的方法,逆風而行。」

清理反對派 壓制異見者

「不容置疑,今次拘捕就是香港的美麗島事件,」曾參與民主派初選、現已流亡海外的張崑陽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這樣回應。
1979年12月10日,戒嚴時期的台灣,由黨外運動人士為核心所組成的美麗島雜誌社組織遊行,要求終結黨禁和戒嚴,遊行最後爆發警民衝突。事件後,台灣警備總部大舉逮捕黨外人士,呂秀蓮、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陳菊等8人更以叛亂罪遭起訴,受軍事審判,並入獄多年。
大動作搜捕反對派,是將顛覆五十三與美麗島事件聯想在一起的簡單直覺,但將小島內外的情勢仔細對比,香港的大抓捕更接近政權全面清理反對派,進而壓倒一切異見的里程碑,而遠未到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台灣黨外運動在數十年白色恐怖下蓄力反攻的情狀。
1979年,數十載戒嚴軍管和白色恐怖下成長起來的台灣黨外運動積蓄了大量動能,而其所對抗的國民黨政權,面對重重治理危機,已搖搖欲墜。
美麗島事件後陸續發生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撼動國際社會,加上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在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等國內外壓力下,漸漸失去其建立在威權體制的正當性,最終蔣經國於1987年宣布解嚴,結束台灣多年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
但今天的香港,民主派剛剛遭受大半年的密集攻擊,代議政治開始終結,體制外運動前途未明,親民主派的社群也在動蕩中忙著整理個人和家人的前途。而香港的對手,並不是管治岌岌可危的1979年國民黨政府,而是面對著經過貿易戰、科技戰與武漢肺炎(亦稱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抱有改寫世界秩序野心的中國。
1月7日,黃之鋒在獄中再度遭到逮捕,並首度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圖為2020年12月3日,黃之鋒在荔枝角收押所。(達志影像)
2021年的中共對中國大陸牢牢在握,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感貫徹數代人,威權管治在全球疫情中甚至還顯現出了優勢,加上美國疫情和總統大選引發的社會波動和體制危機,美國的角色也從1979年在台灣成功爭取「刀下留人」,變成了兩強對峙。
大抓捕剛好是美國參議院確認總統選舉人團票數的日子,後美國國會發生流血衝突,吸引全球關注,時機算得精確,加上被捕者中還包括美籍人權律師,可見今日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對美國的不忌憚,與當年國民黨面對美國壓力的低下頭,相去甚遠。
《國安法》底下的香港將所面臨的急速改變與漫長寒冬,比起美麗島,或許更像美麗島的開篇—「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在各地展開武力鎮壓,隨後實施清鄉,大量抓捕台灣參議員、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地方菁英。
為了壓制反對聲音,國民黨政府建立結構與制度,在台灣開始了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時期。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和出版自由受到限制,政府同時透過綿密的情報和治安系統監視人民,消滅一整個世代對政治的思考。
但這種蕭肅和滅絕並不是戒嚴台灣或今日香港專有,比如同在流亡中的羅冠聰就提到70年代的捷克,「當人民自由地活著時,便無可避免地與政權磨擦──促使『七七憲章』運動、捷克民主化的並非是政治事件,而是一班被名為『宇宙膠人』的搖滾樂手因追求創作自由、唱出所想而被審訊所引發」,並呼籲民眾「不要認為在進行『政治活動』危險時,便放棄『抗爭』的念頭」。
更新時間|2023.09.12 20:37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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