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心相信自己傑出，就讀成功中學時，「很常大放厥詞，批評教育體制很亂。有一天，我的國文老師，一個外省人，叫我趕快走，不然會被抓。」二十歲那年，他在台中書館看書，忽然幾個人衝進來，沒有上銬，直接抓走。不掙扎嗎？他說：「沒有。我只想：終於來了。」
彷彿他等這一刻已經等了許久。他被帶到台中看守所，「丟到一個房間，派一個人監視我，說怕我自殺。」3天後，他被轉押台北，開始精神折磨，其實就是要他著手寫自白。他還記得當時寫：「我少年無知，要推翻政府。」被退，只好開始編故事，編了3天。折磨的手法一成不變，白臉黑臉準時出現，暗示他該認何罪，原來是1969年國民黨召開第10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會前收到很多恐嚇信函，他被列為嫌犯。
他說，最可怕的是等待，「你不知道是什麼狀況？他們到底要什麼？」多年後他仍會夢到那時的景況。他終於寫出他們要的認罪自白，4個月後起訴，他對法官說：「要死要活都可以，不要拖。」他最後被判12年，後減刑為7年，還在綠島認識了另一個受害者陳欽生。
在綠島，他因為有肺病，被關在單人房整整3年，「也是因為我不合作，不打小報告。他們可能想說把我丟在那裡死了算了。」有試著寫遺書嗎？他沒正面回答，只說：「前面折磨過後，其實後面都還好。」
出獄後，他仍時常被關切，警察2個禮拜上門一次，「鄰居都怕死了。」妹妹家也經常有警察上門，大家都煎熬，「但我們很少聊那些事，我就整個…也不算遺忘，就放在心底。」但放在心底久了，有時會真的忘記，他回想有次在路上被警察盤查，對方問他有前科嗎？他回答：「沒有。我忘記自己有前科。」一個真的有罪的人，會忘記自己服過刑？
今年，他和陳欽生共同參與《非常上訴》舞台劇，擔任「特別演出」，故事就取自他們兩人的白色恐怖經驗。當年楊碧川被判刑的罪名是「顛覆政府」和「恐嚇政府」，他說：「那是我本來就想做的事，我本來就有這個念頭，我不冤枉。」但劇名中有「上訴」2字，自認有罪的人，為何還要上訴？他提到這幾年轉型正義不斷被提起，但他始終拒絕賠償，說：「這是國仇家恨啊。」
有罪的人，不要平反，要的或許是當年還在「思想裡韻釀的反動」，能夠真的實現。寫過許多台灣史、世界史的他，說：「我太清楚了，（革命的人）一輩子沒有什麼成就，是合理的。」但他仍未因此停止盼望，跟我們說：「我還要多活幾年。」
《非常上訴》由狂想劇場編製，目前正於國家戲劇院「秋天藝術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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