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首部電影《單車少年之死》（Violet）到最新完成的《小世界》（Here），巴斯德沃斯總是拍攝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故事，「都是在我家附近，因為我熟悉這些場域。
如果要去其他地方拍攝，我想得讓主角跟我一樣是個外地人的眼光，觀察異地下的情境。對我來說，我不想把城市單純當成電影題材的背景，想多一點跟在地的連結，這需要我對當地有更多的認識與熟悉，才能讓角色跟環境發生更多關連性。」
他說當自己在看導演侯孝賢的作品《風櫃來的人》，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從這部片認識到台灣哪一點，「我要提醒自己，片中的年代跟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巴斯德沃斯強調想要避免以偏蓋全的偏見，「我不會直接描述台北跟比利時的差異，我能說在北京觀察到的，就跟在台北看到的不一樣；根據我與台北電影節的工作人員接觸的經驗，他們比較快能打破隔閡。」
身為素食主義者，巴斯德沃斯跟製片馬克高沿斯（Marc Goyens）已經在台北自行花了很多天到處看，加上他們又愛打乓乒球，在台北就到處找可以打球的地方、跟不同人切磋，發現無論男女老幼，「台灣人好像不會對我們擺出『老外來了』的那種態度，而是很放鬆地接納我們。」
拍了4部片，或多或少都討論到歐洲社會的暴力問題，巴斯德沃斯也知道，不想一直在相同的議題上打轉，「我前兩部電影跟暴力議題有關，後面兩部則刻意避開。我對暴力的從何而來、深度討論，開始覺得想要擺脫這樣的作法；漸漸地我比較傳統討論暴力、或透過暴力推動敘事劇情的方式感到厭倦。」
但即使厭倦，卻無法不得不碰觸到暴力相關的議題，他說：「畢竟事事幾乎都跟政治有關，即使我不願意討論到暴力相關議題，但遷徙、移民等都是暴力下的產物。一方面身為白人男性，處理這些議題時處於哪些尷尬的狀態上，在作品中討論善良與善意，也是一種反抗，是一種政治訴求與語言。假使我還能繼續拍片的話，希望可以反抗或對抗事事關乎政治的局面。」
新作《小世界》裡頭冒出一些中文台詞，這讓台灣觀眾在觀看時會覺得頗有趣，不過這部片尚未在比利時公演，也不知道當地的觀眾會怎樣看待。巴斯德沃斯說這樣處理只是呈現現實狀態，「大多數我搭地鐵時，都聽不懂旁邊的人所用的語言，所以電影只是反應這一點。」但是拍完之後，他也沒學到幾句中文；儘管在台北趴趴走了好幾天，他只知道身邊的人所使用的中文詞彙，有些的確出現在《小世界》片中，至於究竟是什麼意思，還是沒搞懂。
堅持自己作品都要用傳統的膠捲拍攝，他說：「膠捲拍出來還是有些不同的些許差異，看起來更有生命力，但數位拍攝時就沒有。如果可以負擔膠捲拍攝成本的話，希望可以繼續這樣做。」巴斯德沃斯笑說：「如果改天用數位拍的話，表示我們沒有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