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三十餘年美國對外軍事行動的演變，可以清楚看出其作戰理念已發生結構性轉變。1989年美國入侵巴拿馬、逮捕諾瑞嘉的「正義之師」行動，與2026 年1月2日美國逮捕委內瑞拉採取逮捕馬杜洛的軍事行動，在規模、手段、政治操作與戰後構想上，幾乎代表兩個不同時代的戰爭模式。此一轉變，不僅反映美軍能力的技術進步，更揭示美國對戰爭成本、政治風險與權力投射方式的重新定義，也為中國與俄羅斯未來的海外干預模式提供重要參考。
美國軍事干預模式的結構性演進
1989年的巴拿馬行動，正式名稱為 Operation Just Cause，目標是推翻並逮捕時任領導人曼洛.諾瑞嘉（Manuel Noriega），這場軍事行動發生於冷戰尾聲，是美國在拉丁美洲進行高強度軍事干預的代表案例，其作戰邏輯與政治假設，深受冷戰思維影響。
1989年巴拿馬行動的核心特徵，在於其全面性的軍事入侵，美軍投入約27,000 名兵力，動用空降、機步、裝甲與特種部隊，迅速摧毀巴拿馬國防軍體系，控制交通節點、政府設施與通訊系統，作戰目標不僅是諾瑞嘉本人，而是整個國家權力結構，包含其軍隊，這是一場典型的以軍事壓倒性優勢，迫使政權崩解的行動，從1989年12月20日行動開始，諾瑞嘉於1990年1月3日投降結束，整個過程不到2週的時間。
然而這種模式的代價同樣明顯，由於直接入侵作戰，因此在巴拿馬市區作戰導致不少平民傷亡，國際輿論批評美國侵犯主權，而在行動結束後，美國等同實質佔領，即便時間不長，但仍必須承擔相當程度的戰後穩定與政治重建責任。從今日角度回看，巴拿馬行動反映的是一種對戰爭成本評估相對粗放的時代背景。
相比之下， 2026年美國以軍事特戰小隊入侵逮捕方式處理委內瑞拉政權核心人物尼可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該行動更可能呈現為一場高度精準、低曝光度、短時間快速完成的斬首式作戰，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入侵戰爭，兩者的差異，正好構成理解當代軍事干預演進的重要對照。
美軍在這次的作戰手段與技術整合方面也顯示出明顯進步；美國此次行動動用了空軍打擊、無人機監控、電子戰干擾及特種作戰部隊協同作戰，並結合中央情報局長期的動態監控與內線線人情報來確保目標所在地及行蹤的掌握，馬杜洛甚至來不及逃往宅邸內的安全室就被捕獲。行動的成功不僅是火力的展示，更是跨域信息優勢、智慧指揮控制與精準打擊能力的綜合體現，這種綜合式作戰模式已遠超過20世紀末期的線性作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