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影幾個月後，廖慶松認識國立藝專畢業（現在的台藝大）不久的侯孝賢，雖然侯孝賢不是中影員工，卻因為接案經常出入，逐漸成為廖慶松有如兄長、老師般的合作夥伴。廖慶松說，當年中影除了拍電影，總經理明驥也會去接一些像是「陸軍小型康樂」之類的影片，那時他們就會趁著這些機會練習電影技術。
廖慶松表示：「那時沒辦法同步剪接，但現場有錄一些聲音，我們就把聲音轉成16釐米的光學，然後用美國最早剪接的機器，一邊可以放聲帶、一邊可以放畫面，聲音與畫面可以連結起來。因為是站著的機器，我在那個機器前剪接站了好幾個月，站到膝蓋都快受傷，那台機器應該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當年史蒂芬史匹柏剪《大白鯊》也是使用這一型的機器。」
進入1980年代，中影公司陸續推出《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等片，帶動台灣新電影風潮，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等新導演的加入，給廖慶松新的刺激。 「我在中影做了6、7年，忽然發現電影可以更靠近文學、更貼近社會，變成文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概念。」他形容那段時間是自己的「海綿期」，每次剪完電影，就會逛書店買一堆書看，吸收知識，彌補不足。
廖慶松說：「他們刺激我一直看書、一直看書，只要他們一走就是我的海綿期，我就知道剛才和這些導演合作我少了什麼，接著我就會花一個月或幾個禮拜看書。所以他們對我的觀念就是：有個人衣服都不換，一直在看書。沒辦法回家換呀，因為一年差不多一半以上在加班，都熬夜趕片。那個年代工作很慢，但上檔很快，一個片子兩個禮拜就過去，做不完，每天一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