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唐家山神話」認知戰：解析馬太鞍溪堰塞湖治理的真實挑戰

戰略風格／世界特種部隊與軍武資料庫主筆

2025年9月23日，颱風「樺加沙」帶來暴雨，導致花蓮馬太鞍溪上游出現山體崩塌與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之後不幸湖水溢流、挾帶泥石沖毀橋梁並淹沒低窪地區，造成嚴重傷亡與財損。

輿論當中有聲音提出疑問：2008年汶川地震後的唐家山堰塞湖，在解放軍與工程單位介入後，最終成功排水；為什麼台灣不能「學唐家山」？這樣的疑問若被簡化為「別人可以，我們卻不行」的二元對比，就極易淪為情緒競技場或媒體話語操作的素材，甚至有淪為被「認知戰」操作的風險：將極端複雜的防災科學問題，窄化為對政府能力或決心的質疑。

事實是，任何一次堰塞湖治理，都需要根據現地地質、流域條件、氣象環境、工程技術能力等複雜參數做綜合評估，而不是把單一成功案例當作模版複製。本文將從地質壩體、運輸與空中作業、時間環境限制、與防災策略思維四大面向出發，分析唐家山與馬太鞍溪在本質上的差異，說明為何「無法全部照搬唐家山」並不是缺乏意志，而是專業必然。

一、先天限制：壩體結構的根本性差異

任何工程介入的可行性，都建立在對作用對象，也就是「堰塞湖壩體」的精準理解之上。唐家山與馬太鞍溪的壩體在地質構成與力學行為上，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型，這是決定後續所有應對策略的根本分水嶺。

唐家山堰塞湖以「震積塊石」為主，具備極為有限的工程介入可能

根據中國水利部及工程院的聯合報告，2008年汶川強震形成的唐家山壩體，其核心是由整片山壁崩落的巨大岩塊堆疊而成，地質學上稱為「震積岩體（Seismic Mass Movement Deposit）」。

這座巨型壩體長約803公尺、高達82至124公尺，總方量約2,037萬立方公尺。其關鍵特徵在於，堆積物中含有大量稜角分明的塊石與較堅硬的物質，這些巨石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嵌鎖與支撐力，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塊石骨架」。

必須強調，這絕不意味著壩體安全無虞，事實上當時在壩頂作業的每分每秒都伴隨著巨大的潰壩風險，所以也是和運氣賽跑。

無論如何，這種「相對穩固」的內部結構，為工程團隊提供了一個極其有限卻至關重要的「操作窗口」，允許工程人員在風險極高的前提下，於壩體特定區域進行勘查、定向爆破與機械開挖。最終，搶險團隊成功開鑿出一條導流槽，化解了危機。

馬太鞍溪堰塞湖以鬆散的「土石流堆積壩」擾動風險極高

與地震落石堰塞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台灣因颱風暴雨而形成的土石堰塞湖。據衛星觀測，馬太鞍溪堰塞湖約於7月25日形成，其主體為大理岩巨礫與土石流混合堆積，初期壩高約70多公尺。林保署的監測紀實與多位地質專家的分析均指出，此類壩體多為飽和含水的鬆散細粒土石，缺乏有效的內部骨架，其力學行為更像是一座用濕沙堆砌的沙堡。

「疊疊樂」的比喻雖不完全精確，卻生動地描繪了其高度不穩定的本質。台灣中央氣象署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的評估亦指出，該處上游地質本就屬於破碎帶，壩體滲透率高，極易受水壓變化影響而內部侵蝕。

許多專家都提出相同的評估「馬太鞍溪壩體如沙堡，一碰即潰，工程等於賭命。」即在防災工程的風險評估中，對這類高含水量的鬆散壩體進行任何大型擾動，都存在引發壩體液化(Liquefaction)或連鎖崩塌的高度風險。有國際研究（如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分析）便指出，此類土石堰塞湖的工程介入失敗率可能極高。因此，在缺乏詳盡地質鑽探數據前，「不主動碰觸」並將重心放在監控上，是更為審慎、科學的選擇。

二、技術限制：空中運輸能力的物理極限為例

即便壩體條件允許，如何將數十噸重的工程機具、大量工程人員、補給物資運送至無路可達的災區核心，也是一道巨大的技術天塹。就以「把重型裝備運上去施工」這一點為例，唐家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動員了全球少有的超重型直升機；而台灣現有空中運力，在面對險峻山地環境時，存在難以逾越的物理瓶頸。

唐家山的空運優勢：Mi-26重型直升機的關鍵角色

許多關於唐家山搶險的媒體報導與後續的工程紀實分析中，都提及了俄製Mi-26超重型運輸直升機的決定性作用。當時緊急動員的Mi-26，其強大的雙D-136渦輪軸引擎，使其能勝任高原地區的重載吊掛任務，其公開標稱的最大外吊掛能力可達20噸。

根據當時紀錄顯示，透過重型直升機總計運載了超過60台重型裝備（包括推土機與挖掘機），進行了數百架次的飛行，為在短時間內開挖溢洪道提供了無可替代的運能。

台灣的現實：缺乏CH-47SD的作業限制與安全裕度

國軍現役的CH-47SD「契努克」運輸直升機確實有外掛裝備能力，但其設計定位與Mi-26有本質不同，根據公開的技術規格，其中心吊鉤的最大承重約為26,000磅（約11.8噸），這還是在海平面標準大氣下的理論值，當面對馬太鞍溪壩頂超過1,500米的海拔時，空氣密度降低會導致旋翼升力顯著衰減。

再考慮到山區不穩定的亂流、濕熱天氣以及保障機組與機體安全的必要操作裕度(Safety Margin)，其實際安全吊掛能力將遠低於理論值。

一台能在艱困環境下有效作業的中型挖掘機，工作重量普遍超過15噸。用CH-47吊掛此等級的裝備，已超出其安全作業範圍。成大防災研究中心的報告也補充，在壩頂缺乏平坦起降場、坡度陡峭的情況下，進行重載吊掛作業的風險極高。這並非軍隊能力或意志力的問題，而是基於航空工程學與現有裝備性能的客觀限制。

三、時地制約：沒有天時地利，強求只是徒增風險

災害應對，是與時間和天氣的賽跑。唐家山抓住雨季來臨前的黃金窗口，而馬太鞍溪則從形成之初就深陷颱風季的狂風暴雨之中，兩者在「天時地利」上判若雲泥。

唐家山：雨季來臨前的「黃金施工期」

唐家山堰塞湖形成於5月12日地震後，至6月初正式展開大規模排險工程，這段時間恰逢四川盆地主雨季來臨前的空檔。當時的氣象預報顯示，施工期間的日雨量多在15-35毫米之間。相對穩定的天氣，為地面人員推進與直升機頻繁作業，提供了長達數週、不受重大天候干擾的寶貴施工期。

馬太鞍溪：颱風季中的高風險環境

馬太鞍溪的場景則截然相反。它在形成後不久，即遭遇多場暴雨甚至樺加沙颱風的正面衝擊，導致湖水在短時間內暴漲，極大壓縮了應變時間。暴雨不僅讓積水暴漲，也讓壩體更趨不穩，更使得任何空中勘查與運輸作業都變得極度危險。

NCDR的風險評估報告更指出，該區邊坡坡度超過45度，持續有小型崩塌發生，聯外道路早已中斷，作業人員安全係數極低。在這種「天時、地利」盡失的絕境下，任何需要較長作業時間的大型工程方案，在時效性與安全性上都變得不切實際。

四、思維演進：「智慧避災」取代「高風險抗災」

綜合上述困境，最終觸及一個更深層次的防災哲學問題。唐家山與馬太鞍溪的案例，恰好反映了兩種不同條件下的防災思維演進。

唐家山的「工程解方」：特定條件下的高風險選項

在當年的時空背景與客觀條件下，唐家山的應對策略核心是「排除災害源」。因為壩體結構、運輸能力與天氣窗口等因素，在經過評估後被認為尚存一絲工程介入的可能，決策者因而選擇了一條高風險、高投入的路徑，說難聽一點，就是「賭運氣」。

這次行動成為應急工程的經典案例，但其成功背後伴隨的巨大風險與一系列特殊條件的滿足，使其難以被視為一個普適的範本。

馬太鞍溪的「風險管理」：國際通行的務實策略

當工程解方在科學評估下，被判定為風險過高或根本不可行時，防災策略的重心，就必須轉向國際防災界普遍採行的「風險管理」思維。其核心是：既然無法在安全前提下消除災害源，那就應盡一切可能，降低災害發生時的生命財產損失。

這套策略並非消極放棄，而是更成熟的「智慧避災」。自堰塞湖7月形成後，林保署、NCDR、水利署與成大防災中心等單位，便透過專家會議判定應以監測預警為核心，建立對堰塞湖的全天候監控網絡，並模擬潰壩後的淹沒範圍。

儘管颱風的極端降雨加速了溢流，凸顯了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但這套以監測、預警、疏散為核心的防災體系，依然是當前科學防災的務實體現。聯合國減災辦公室（UNDRR）的指南便強調，非工程措施（如預警系統）的效益成本比遠高於工程措施，證明了此一思維的普世價值。

以科學事實抵禦認知作戰後　應檢討的是強制撤離規定與執行

當我們將馬太鞍溪與唐家山的真實樣貌並陳，答案已然清晰：兩者應對策略的根本不同，並非源於決心、能力或態度的差異，而是植根於地質、工程物理、氣候等不容爭辯的科學事實。

國際防災界的普遍共識是，堰塞湖的治理沒有標準答案，任何強求「複製」特定成功案例的作法，不僅是對科學的漠視，更可能嚴重誤導公眾的防災認知。

然而馬太鞍溪的慘重傷亡也血淋淋地揭示了一個關鍵課題：先進的監測預警系統，僅僅是防災鏈條的第一步。若無法確保最末端的疏散撤離被有效執行，所有的科技、模型與專業判斷都將功虧一簣。

因此，相較於反覆爭論是否應採取幾乎不可能的工程手段，這次災後真正應該深刻檢討、並投入資源改進的，是「強制撤離」的相關規定與執行細節。這其中包含了極為複雜的社會與治理難題：現行法規是否賦予第一線應變人員（如村里長、警消）足夠的強制力？

如何有效說服甚至強制那些因守護家產、輕忽風險而不願離開的民眾？撤離指令的下達時機與溝通強度，是否足以穿透人們的僥倖心理？這確保民眾「離災」的最後一哩路，才是整個風險管理體系中，真正決定生死、也最迫切需要被強化補足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