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門羅主義到唐羅主義──當強權取代國際秩序

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19世紀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誕生於一個美國尚未成為全球霸權的年代。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核心並非擴張，而是防禦，警告歐洲列強不得重返西半球從事殖民行動。門羅主義的本質，是以有限實力劃定安全邊界，帶有某種克制與自保的意味。

但歷史從未停留在原意之中。隨著美國國力的成長，門羅主義逐步被「再詮釋」。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的補充原則，將其轉化為干預的正當性來源；冷戰時期，甘迺迪（John F. Kennedy）與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兩位總統又將其納入意識形態對抗架構，使拉丁美洲成為反共戰略的一環。門羅主義不再只是排他性原則，而是美國主導區域秩序的工具。

質變的進攻性主張

川普（Donald John Trump）總統所提出、並親自認證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則標誌著這一演變的質變，而非延續。

與傳統門羅主義相比，唐羅主義不再是防禦性的警告，而是一種進攻性的主張。它不只是反對外國勢力介入西半球，更直接宣稱：美國有權為了自身利益——包括能源資源、邊境安全、移民控制或犯罪打擊，對西半球內的主權國家進行軍事、政治與行政層面的直接干預。

更關鍵的是，唐羅主義的地理範圍已徹底突破傳統拉丁美洲的界線。從格陵蘭、加拿大，到巴拿馬運河的重新控制構想，整個西半球在此邏輯下，被視為美國的戰略資產地帶，而非由主權國家構成的政治共同體。

這一概念並非外界強加於川普之上。相反地，他似乎頗為自豪地認領了這頂帽子。「唐羅主義」一詞最初由《紐約郵報》在2025年川普提出吞併格陵蘭構想時創造，將川普（Donald）之名與「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糅合而得；但後在2026年1月2日，川普首次在官方記者會上親自背書，並半開玩笑地表示，自己如今的作為已遠超越門羅總統，因此人們開始稱之為 「Donroe Doctrine」。

如果說1月2日的川普，仍試圖以戲謔的方式，將自己安放在美國外交史的長時段敘事之中；那麼1月4日，他在談及委內瑞拉時，則徹底撕下了這層歷史包裝。他不再談民主與自由，也不再強調推翻獨裁或打擊毒品的道德理由，而是直言不諱地表示：美國將「管理」委內瑞拉，派駐全球最大規模的美國石油公司，投入數十億美元修復石油基礎設施，並「開始為國家賺錢」。

這一刻，川普不再像一位政治家，而是回歸為地產商。他談的是資產、收益與管理權，而非主權、制度或人民意志。

國際秩序的不安與退化

也正因如此，唐羅主義真正令人不安之處，不在於它是否違背門羅主義的原意，而在於它所體現的國際秩序觀。在這套邏輯中，主權不再神聖，它是一種可被暫時接管、重新配置，乃至待價而沽的標的。

從門羅主義到唐羅主義，表面上是歷史的回歸，實質上卻是秩序的退化。當國際政治重新以勢力範圍、資源控制與單邊宣示為核心，所告別的，並不只是多邊主義或自由國際秩序，而是對「主權作為國際關係基本單位」這一共識的本身。

這或許正是唐羅主義真正的歷史意義，它不是一套外交學說，而是一個時代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