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張又俠落馬──為何中共軍委副主席是高風險工作？

洪耀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

張又俠出事被官方直接定性為「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中共向來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但這把槍究竟由誰指揮、如何指揮，從來不是單純的制度問題，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充滿風險的權力結構問題。1982 年憲法雖明確寫入「軍委主席負責制」，形式上將軍隊最高權力集中於軍委主席，但在實際運作中，中央軍委依然以委員會形式存在，副主席分掌要害部門，角色定位始終曖昧不清。

正是在這種制度與現實之間的張力中，軍委副主席成為中共體制內最不穩定、也最危險的高層職位之一。制度上，它仍被賦予極高權限與排名；政治上，卻隨時可能被重新定義為威脅來源。這個位置並非單純「權力過大」，而是權責尚在、安全感卻被徹底抽空。

歷史的血證：副主席從來不是安全位置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軍委副主席屢屢成為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首任副主席高崗在 1954 年的政治鬥爭中落敗，自殺身亡；彭德懷因廬山會議批評毛澤東，被全面打倒，最終在文革迫害中慘死；劉少奇被定性為「叛徒、內奸」，遭囚禁虐待致死，遺體以假名火化；賀龍、陳毅在失勢後被邊緣化，重病未獲妥善治療而亡；林彪一度成為接班人，卻因權力結構失衡而引發猜忌，最終於 1971 年墜機身亡。

這些案例反覆證明一件事：軍委副主席並非權力穩定器，而是權力衝突的集中點。只要最高領導人感受到不確定性，副主席往往首先被推上風口浪尖。

從制度安排到「神權化」忠誠

鄧小平在 1982 年確立「軍委主席負責制」，原本是為了終結文革式的軍事失控，讓軍權回歸清晰的指揮中心。但在習近平時代，這一制度被重新詮釋，其功能不再只是「負責」，而是逐步轉化為衡量政治忠誠的唯一合法標準。

在這種邏輯下，問題不在於是否違紀、是否貪腐，而在於：你是否被視為「只屬於主席」？你是否仍保有不經主席授權的影響力？於是，一句高度政治化的定性開始頻繁出現——「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句話並非一般指控，而是一種宣告：你已被認定站在統帥權威的對立面。

習近平時代的副主席

張又俠的案例最具代表性。作為曾被視為整軍關鍵執行者的軍委副主席，他並非因公開抗命而失勢，而是在 2026 年被官方直接定性為「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在高度個人化的權力體系中，他的資歷、戰功與軍中威望，本身就足以構成制度焦慮。在這種結構下，不需要犯錯，因為「可能被想像為不忠」本身就是原罪。

這套語言模板，最早成形於 2016 年對郭伯雄、徐才厚的定性。當年軍報以「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要求個人效忠」「破壞主席負責制」等語言，將技術性腐敗上升為政治背叛，為後續清洗提供了可反覆使用的話語工具。

2025 年，何衛東等多名上將被通報處分，官方再次強調「破壞黨指揮槍原則與軍委主席負責制」。此時，語言的功能已不僅是處理個案，而是向整個軍隊發出訊號：忠誠的定義已被重新劃線。

為何軍委副主席特別危險？

其高風險並非偶然，而是結構使然。首先，副主席往往仍掌握人事、作戰與裝備等關鍵節點，制度性權責尚在；其次，在高度集權體制中，任何實質影響力都可能被解讀為潛在競爭；第三，清洗副主席具有極強的象徵效果，足以對全軍形成示警。於是，這個職位逐漸演變為：權責未除，安全先失。

結語：高位不再是保障，而是風險指標

軍委副主席，表面上仍是軍隊第二號人物，但實際上，卻是最接近權力風暴中心的角色。當統帥權威被視為不可分割、不可分享，這個位置就成為體制內部焦慮最集中的出口。

歷史並非簡單重演，而是在語言與權力的加速中不斷升級。當「軍委主席負責制」不再只是制度，而被轉化為神權式的忠誠宣言，軍隊便進入一種封閉回路——任何非主席來源的威望，都可能被視為風險。

張又俠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每一次這句話被啟用，都是一次新的忠誠測試。問題從來不是誰犯了錯，而是體制再次確認：是否還存在它無法完全掌控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