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台美選舉的雙重共振效應

湯名暉／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

2026年2月，美國相繼因移民與關稅問題引發爭議，讓期中選舉年的氛圍持續升溫。11月期中選舉來臨之前，川普政府不可避免地面對其核心政策帶來的影響，將整體社會推向極端。川普在移民和憲政爭議所採取的鐵腕手段，可以預見川普只會比過往更為強硬，今年的期中選舉將比以往更不平靜。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場國內的政治衝擊已全面外溢，並且影響華府對外事務的敘事。從最新版國家安全文件的字裡行間、和平理事會的政策轉向，再到甫落幕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瀰漫的寒意，華府正傳遞出冷酷的「交易性孤立主義」。美歐同盟的裂痕加深，更預示著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暮色。

適逢台灣也將於今年底迎來牽動政局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台美兩國的「雙重選舉共振」，正為中國的認知戰與台灣內部的「疑美論」提供豐沛的柴火。台灣必須以清明務實的眼光，正視霸權內政衰敗的地緣現實。當印太同盟紛紛轉向「網格互保」之際，台灣應靈活推動「次國家層級外交」，與美國各州政府進行深度的科技與經貿綁定，透過向下扎根的制度性避險，管控選舉衝擊與「押錯寶」的風險。

一、凝視美國期中選舉年的變數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基於國家理性美國，作為世界霸權，理應擁有一套理性的決策大腦、穩定的社會基石，以及跨黨派一致的外交藍圖。然而，近年的美國選舉在川普狂熱的影響下，正以令人屏息的速度打破原有的界線。

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一詞，溫婉卻沉痛地警告：當一個國家的體制過於僵化、社會極度對立，國家機器便會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從歷史上的帝國周期來看，龐大帝國的傾頹，往往不是因為邊疆的蠻族過於強悍，而是內部問題癱瘓帝國。即使是走向民主的不列顛，也不可避免的實現霸權轉移至今日的華府。

二、選舉年的憲政風暴與社會裂痕

要讀懂美國在國際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除了金融時報提到的「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意為「川普總是臨陣脫逃」），還可從美國社會內部正在經歷的撕裂進行理解。由於歷經多次選舉皆依靠極端取勝，川普為確保11月的期中選舉持續維持優勢，持續擴張極端政策的邊界。

當前的華府，幾乎處於一種被稱為「否決政治」（Vetocracy）的癱瘓狀態，任何人都能輕易杯葛政策，卻無人能推動實質建設。為了向底層選民兌現激進的承諾，白宮頻繁動用行政命令，試圖繞過國會的把關。無論是援引「國家安全例外」對全球祭出無差別關稅，或是挪用預算強行處理邊境移民問題，凸顯的是川普第二任期內對「單一行政首長制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推動的反作用力。

然而，比政治對立更讓人揪心的，是美國社會的碎裂。在選舉機器的催化下，通膨帶來的經濟焦慮，被政客精準地轉化為對特定族群的排斥。川普陣營成功將中西部「鐵鏽帶」（Rust Belt）白人藍領的失落感，與反移民的排外情緒緊緊綁定在一起。

從邊境的鐵絲網對峙，種族與身分認同儼然成為美國新一輪「文化內戰」的主戰場，在這樣的語境下，政治對手不再是需要溝通的同胞，而被視為必須擊敗的「內部敵人」。社會失去對話的溫度，加深階級與膚色的裂痕，逐漸成為美國的主流話語。

這種排外與重構文明疆界的主張，同樣流露於美國的對外事務層面，對於提供國際公共財更為精打細算，將自己一手創生的聯合國視如敝屣。由內而外蔓延的政治話語，正在影響美國如何看待盟邦的意識形態，甚至是從宗教和膚色作為考量。

三、外交敘事的突變與國際秩序的暮色

「形於內，必溢於外。」新古典現實主義精準地指出，一國的外交政策，往往只是其國內政治妥協與鬥爭的延長線。美國所面臨的憲政與內部問題，已經到外溢到國際事務層面，第61與62屆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副總統凡斯和國務卿盧比奧都不隱諱的批判歐洲的多元價值，倡導反移民的極端思想，以及建立跨大西洋兩岸的新秩序，試圖將川普的文明世界標準套用在歐洲身上。

川普政府2026年修訂的《國家安全戰略》（NSS），過去那種「推廣民主」、「維護規則秩序」的閃亮辭彙已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對等關稅」與「邊境防禦」。曾經被視為無價之寶的同盟關係，如今淪為斤斤計較的交易關係。

華府口中的「和平」，似乎不再是透過外交斡旋來主持公道，而是透過極限施壓，迫使盟國妥協退讓以換取美國的卸責。強力的單邊主義冷酷的對歐洲索取格陵蘭，甚至要求加拿大成為其「51州」，對等關稅和新進的15%基準關稅，更是形同對枕邊人的身體掠奪。

華府智庫圈的氣氛也發生微妙的質變，過去探討「全球秩序建構」的宏大願景，在孤立主義的政治正確下，被大量關於「戰略收縮」與「離岸平衡」的話語所取代。

盧比奧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提出將基督教信仰作為聯盟基石，更是一種「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體現，實際上當前美國社會現況的外溢，旨在排除歐美社會內部的多元族群，形同宣揚國際性的「文明衝突」，形同擴張國內對待移民的主張。

作為西方安全政策的最高殿堂，今年的會場卻瀰漫著美國國內的政治話語，對盟邦施加期中選舉壓力，並且持續指責歐洲在國防預算上搭便車。期中選舉開跑之前，歐洲各國卻早早已被工具化，為川普的選舉服務。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被制定者拆解，世界無可避免地退回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叢林法則。中俄等國也伺機而動，試圖利用地緣政治議題影響美國，近期兩國積極加強對伊朗的軍售和援助。俄方已開始透過重型運輸機交付 S-400 長程防空飛彈系統，以及對中國製 CM-302（鷹擊-12 出口型）飛彈的採購。

四、台灣與美國選舉的雙重共振

當大西洋彼岸的盟國與中東面臨震盪，印太地區的邊緣地緣也正經歷著劇烈的擠壓。面對陷入面臨內政問題且話語反覆的美國，印太國家與歐洲有著相似的焦慮感，加強區域內的「小多邊安全機制」（Minilateralism）。對於同樣面對選舉的台灣而言，更是需要嚴肅看待台美兩地的雙重共振效應。

2026年的地方大選不只牽動著台海局勢，當兩個關係密切的國家同時進入選舉週期，往往會產生強烈的雙重共振。美國政治的混沌，國內的對立與國際政治的割裂，正化為陣陣漣漪，衝擊著台灣社會的心理防線。

面對華府陷入極端化的泥淖，台灣的外交戰略就必須靈活轉向，改採「向下扎根」策略。台灣應利用地方選舉的契機，鼓勵參選人在地方選舉提出「次國家層級外交」（Sub-national Diplomacy）的策略，進一步與美國各州郡建立姊妹市，或是建立地方級的基礎建設和投資合作，共構國際級的城市發展。

美國是一個地方權力極大的聯邦制國家，儘管白宮吵得不可開交，但像是德州、加州、亞利桑那州的州長們，依然日思夜想著如何創造就業、引進AI與高科技投資。而台灣恰好手握全球頂尖的半導體與精密製造的關鍵資源。台灣的各個科技重鎮的首長參選人，若能在大選期間主動出擊，與各州的國會議員參選人聯動政見，便能建立深度綁定的關係。

例如：台灣的供應鏈如何於交互合作，真真切切地牽動著德州工人的飯碗或亞利桑那州的稅收時，那些代表各州的美國國會議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選票，自然會在華府挺身而出。這種「以地方包圍中央」，用實質的經貿利益去對沖政治風險的策略，也是一種有效的備援計劃。除了既有的國會外交，靈活運用「次國家外交」將台灣的價值深深植入美國社會的肌理，與美國的社會脈絡貼近，抵減選舉震盪帶來的短及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