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誤判中國？也談上官亂似是而非的台灣「認知繭房」

林知衡／自由業者

上週，作家上官亂在聚傳媒上發佈專欄文章《誤判中國？民進黨的認知繭房是如何形成的》，對台灣當前的資訊生態與集體心理進行了一番「診斷」。作者認為台灣透過市場、身份認同與社會焦慮，自發性地建構出了一種「穩定的敘事結構」，這種深層的社會心理與結構性因素，推動了台灣主流媒體與決策圈對中國大陸的誤判。

為了概括這一觀點，文章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認知繭房」。文章對台海前途的憂慮是真誠的，台灣資訊市場也存在種種亂象，中國研究方面也有長足進步的空間，但將這三者以「認知繭房」的概念硬生生連接起來，則存在種種問題，其隱喻建立在薄弱的基礎上，同時雜糅了其他概念，應以批判的眼光檢視其解釋力。

迷思一：概念杂糅

在公共論述中，我們往往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只有當既有的詞彙體系已經捉襟見肘、無法精準涵蓋某種新現象時，才有創造新名詞的必要。換言之，十四世紀邏輯學家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所留下的那句格言——「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在此刻顯得尤為適切。「認知繭房」它所指涉的現象，似乎還遠未達到必須單獨發明一個全新概念來定性的程度。

回溯詞源，「訊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這一概念最初是由哈佛大學教授凱斯·桑思汀（Cass Sunstein）在2006年出版的《資訊烏托邦》一書中提出，在中文世界裡被許多人廣泛用來描述社交媒體和演算法推薦帶來的視野變窄問題，這一概念在2018年前後因社群媒體演算法推薦而變得普及。

「繭房」的比喻雖營造了一種「束縛」的感覺，大抵是暗合了成語「作繭自縛」，卻難以精準傳達出「人們聽到和自己類似的聲音」這種「意見同質性」的特質，相對於「信息繭房」，歐美的研究者們更常使用突出了意見的同質性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或強調了演算法與社交關係的過濾作用「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來描述此一現象。

當然，重點不是用什麼樣的詞比喻更貼切，而是元概念本身是假說而非理論。

在當代學界，「資訊繭房」（Information Cocoon）最初只是從技術批判視角提出的一個「假說」，而非不證自明的「理論」。近年來傳播學與計算機科學的大量實證研究出人意料地表明，這個假說在現實中缺乏強而有力的數據支持。

假說忽視的一點是，現代人獲取資訊具有「媒介使用複合性」的特徵，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會同時使用即時通訊、搜尋引擎、網路新聞等多重管道，一個人的真實資訊視野無法被單一平台壟斷，而且業界廣泛使用的「協同過濾演算法」（例如基於用戶相似性的推薦），不僅不會縮減人們的視野，反而會因為「與你相似的其他人喜歡什麼」而向受眾推薦原本接觸不到的多樣內容。

人類雖然有「確認偏見」，但也具備被意想不到的奇特內容吸引的求知慾。人們在表達時往往有一種「心口不一」的傾向：為了進行「政治表達」與「身分宣示」，人們會刻意誇大自己只看某種立場的媒體，但實際的網頁瀏覽紀錄卻顯示他們的閱讀行為相對多元。

作者凱斯·桑思汀本人在原書中也坦言，現實環境與推導依據並不完全相符，並強調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不應被視作關於個人資訊選擇特徵的實證論斷」。

正是在於未察覺「資訊繭房」本身的學理侷限，進而生造出「認知繭房」一詞來解釋台灣社會的現象。仔細梳理其邏輯，可以發現該文章實際上還將心理學中既有的「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即人們基於過往經驗、刻板印象或身分認同來處理新資訊的內在防禦與過濾機制），與傳播學裡的「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即媒體選擇性地建構與呈現議題以形塑受眾認知）在概念上雜糅。

將台灣社會面對真實地緣威脅時自發產生的群體心理與特定媒體敘事，硬生生地打包並套入一個本身就缺乏實證支撐的「繭房」假說之中，是學理上的引喻失義。

事實上，這種受限於既有基模與框架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並非台灣獨有。類似於中國大陸不時指責「西方媒體」戴著有色眼鏡「抹黑中國」——儘管在真實的國際語境中，根本不存在一個統一、均質，且純粹作為本國對立面的「西方」他者——但平心而論，我們有時確實會觀察到，英文世界的中國報導，往往也不自覺地套用了某些僵化或陳舊的「報導框架」——外媒的記者並非全知全能，他們同樣受限於自身的成長脈絡與認知體系。

迷思二：視角盲點

上官亂在文章中將「認知繭房」的客體，同時指向了「媒體」與「政黨」，而且「媒體」的概念也很駁雜，有機構媒體報導，社群媒體貼文和留言，有政黨粉專，有智庫報告，其論述彷彿暗示整個台灣社會已然被包覆在一個巨大的、同心圓式的同溫層之中。

文章讀來確有幾分道理，也能引起不少共鳴。原因在於，它的推論軌跡高度契合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份樸素的常識。在極化政治的當下，呼籲打破同溫層的聲音，符合公眾預期。然而，若進一步檢視其預設，這種憑常識推演出的結論，幾個難以忽視的盲點並存：

第一，忽略了台灣作為開放社會的真實生態。台灣內部不同立場的民間團體與新聞媒體林立，藍綠白政見光譜極其駁雜多元，各方觀點皆有其發聲的管道與市場。在近年來複雜的地緣政治與外部壓力下，即便某一種防禦性立場的音量在眾聲喧嘩中有所增強，這也僅是民主社會面對危機時的一種動態聚焦，絕不等於它已經固化為能夠蓋過、甚至壓制其他所有聲音的單一「主旋律」。

更進一步說，不能抽離現實的語境來談論這種防禦姿態。從無孔不入的AI資訊操弄，到實質介入台灣選舉的各種惡意行為，這些外部威脅都是真真切切的。在這種被放大的防禦性聲量中，包藏著的是台灣社會在面對極權真實威脅時，對於「建構主體性」真實焦慮與痛感。

第二，順著作者所謂「認知繭房」或「穩定的敘事結構」的邏輯推演，在對岸實行一元化宣傳、嚴格管控言論的體制下，理應得出「中國大陸對台誤解更深、戰略誤判風險更大」的結論才對。

其中，作者的論述卻忽略了一個關鍵的政治現實，一般大眾與決策核心所仰賴的資訊管道有別。以中國大陸為例，即便民間輿論場充斥著單一的民族主義聲量，當權者依然有「內參」（內部參考）等特供體系來掌握未經粉飾的情報。將大眾層面的「資訊偏食」直接等同於決策圈的「戰略盲區」，過度簡化了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

第三，不能把社群媒體上的熱帖等於台灣民意本身，社群與媒體上較積極發聲的往往是掌握資源與話語權的少數菁英，而多數民眾雖較少公開表態，卻會在投票時展現決定性力量，去年大罷免投票結果與社群媒體風向明顯背離即為明證。

第四，褒貶失衡，將開放社會與半封閉社會的等量齊觀。這是該文在比較框架上最令人費解的失衡之處。台灣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受到憲法實質保障的開放社會；而中國大陸則是一個半封閉（甚至在某些層面上趨向全封閉）的體制，作者對台灣的媒體亂象嚴厲，卻對一個審查和宣傳無所不在的對岸體制展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和。

去年五月，《紐約時報》《希望與無望、繁榮與蕭條：美國人應該了解的兩個中國》一文，鮮明地刻畫了兩個平行存在的中國：一個是官方喉舌《人民日報》裡描繪的、充滿希望與繁榮的樣板「表世界」；另一個，則是隱藏在盛世光環之下，無權力者默默承受經濟蕭條、困頓與創傷的「裡世界」。

回看上官亂的文本，她讚嘆中國這十年的巨變，舉凡「除開科技突破，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強勁，還有社會治理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變化」——這對應的，不正是那個光鮮亮麗的「表世界」嗎？誠然，我們不否認中國大陸如AI/機器人等科技突進的客觀事實，但這份「變化」的底層邏輯，建立在依賴政府補貼的由上而下創新模式，以及無工會、長工時、低薪資等「低人權優勢」之上，這些都需要被更嚴格地檢視。

文中最典型的管窺蠡測，莫過於文中輕描淡寫地提及：「農村和城市的老人，由於養老金一直上漲，物價便宜，看病方便，整體觀感是比2014年以前好很多的。」這句話沒有明說的是，那筆「一直上漲」的農村養老金（年金），目前平均每月僅有微薄的200至300元人民幣，遠低於城鎮居民這是大陸兩會也不諱言的多艱民生。

在這種雙軌制的中國裡，可見的「大國崛起」與不可見的「時代微塵」交織並存。那些偶發的社會新聞與極端事件，某種程度上都是一個個特殊的契機，讓外界一窺中國國民所賴以生存的世界正立於何種裂縫之上，平日裡以為「運作順暢」的體制其真面目究竟為何。

退一步說，即便我們順著作者的憂慮——擔憂決策者的「認知繭房」將不可避免地滑向重大的戰略誤判——這種看似平滑的線性推導，實則忽略了極其嚴苛的限定條件。

要在開放社會中，將自己全盤封閉在單一敘事裡，形成「認知脫節」的條件近乎嚴苛。要構築出一個能讓決策者和支持層深陷其中的「另類現實」的封閉迴圈，必須滿足幾個極端異常的病理條件：資訊生態的徹底劣化、受眾的主動隔絕和宛如數位軍隊般的網路動員高度組織化的「虛假多數」操弄。

前年韓國12·3戒嚴或許是作者所為「認知繭房」最具破壞力的現實鏡鑑，但也恰好證明了要形成這種全盤的認知隔離有多困難。

韓國獨立媒體《時事IN》去年對韓國極右翼同溫層的調查指出，在這個圈養極端受眾的網路小圈子裡，充斥著毫無根據的「選舉舞弊」陰謀論、對政敵毫無底線的妖魔化，以及滿口粗鄙、煽動性的虛假敘事。其論述之荒謬，甚至連韓國傳統保守派的指標性人物趙甲濟，都不得不出面痛批總統的戒嚴談話充滿謊言與歪曲，並直斥這些極端頻道的內容是「低劣的陰謀論」。這個極端同溫層的熱度由聚集了超過萬人的Telegram群組中產生，支持者們會像接收作戰指令般，有組織地針對特定新聞報導（如批評戒嚴的報導）或政治人物進行集體的洗版、按讚與控評。正是這種由狂熱分子與網路動員人為製造出來的「輿論海嘯」，給了身處其中的沉迷者一種「我們才是主流民意」的致命確證偏誤。

而且，尹錫悅深陷極端演算法的「認知脫節」，頂多是點燃這場內亂的引信，真正構成這場12·3內亂的，是總統過度集權、緊急權門檻模糊，以及軍隊文武關係的制度性缺失，若沒有最高權力機制缺乏制衡、防護民主制度的漏洞等結構性因素作為溫床，單憑少數群體的資訊偏食，根本無法撼動整個國家的常軌。

儘管筆者對上官亂這篇文章的推導邏輯與結論實難苟同，但這並不抹煞她作為一位公共書寫者的價值。在此之前，她曾多次為遭受兩岸政治角力「池魚之殃」的陸配等邊緣群體發聲，這種聚焦弱勢生存處境的關懷，確實為台灣的思想市場注入了多元的視角。這篇探討「繭房」的文章雖然結論似是而非，卻也以一種反向的方式，昭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認識真實的中國」依然是包括台灣在內全世界須長期深耕的基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