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自1956年建交以來,中華民國(台灣)與海地共和國的邦誼已經跨越68年。在加勒比海的地緣政治版圖中,海地長期扮演台灣穩定友邦的角色,也在多個國際場合中成為少數願意為台灣發聲的國家之一。這段關係的發展,從早期的技術援助逐步轉變為以價值與人道合作為核心的夥伴連結,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傳統金援外交的路徑。
回顧雙方互動的起點,可以看到農業技術合作構成最重要的基礎。1970年代台灣派遣農技團前往海地,協助推廣水稻種植與灌溉技術,在馬里巴等平原地區取得具體成果。當時海地面臨糧食短缺,相關技術的導入提升糧食生產能力,也讓台灣在基層社會建立起長期信任。這種貼近民生的合作模式,使外交關係不只是政府對政府,而是延伸到社會層次的連結。
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讓這段關係具有更明顯的戰略意義。海地在聯合國體系中的投票權,對台灣維持國際能見度具有關鍵價值。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影響力逐步擴張,透過外交與經濟手段加強對當地國家的吸引力,同時也藉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地位,以及參與維和任務所累積的影響力,對海地政府形成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下,海地仍多次維持與台灣的正式關係,顯示其在外交選擇上保有一定自主性。
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讓雙邊關係進入另一個階段。台灣在第一時間投入搜救與醫療資源,後續參與災後重建,協助電力系統、太陽能照明與糧食儲備設施的建置。相關合作逐漸從單一領域擴展到基礎建設與公共衛生,使雙邊關係的內容更加多元,也讓台灣的角色從技術提供者轉變為長期發展的參與者。
近年來海地政局動盪,黑幫勢力擴張與社會失序問題加劇,使外交與援助工作面臨高度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並未全面撤出,而是調整合作方式,透過醫療支援與人道援助維持基本合作架構。這種策略顯示出台灣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試圖兼顧安全與承諾,也讓外交行動更具彈性。
從更大的視角來看,台灣與海地的關係反映出小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策略。面對大國競逐,單純依賴經濟誘因往往難以建立長期穩定關係,價值認同與實質合作反而成為更關鍵的支撐。台灣近年強調民主、人權與人道援助,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中逐步形塑出一種不同於傳統外交的定位。
對台灣而言,海地的意義早已超越邦交國數量的計算。這段關係是一種外交實驗,也是一面鏡子,檢驗台灣在國際壓力與資源限制之下,能否持續實踐所宣稱的價值。未來雙方關係的走向,不只取決於援助規模或政治承諾,更關鍵的是,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是否仍有能力維持信任與合作的基本結構。
當外界習慣用「還剩幾個邦交國」來評價台灣外交時,海地這樣的案例提醒了一件有點刺耳但很現實的事,外交不是數量競賽,而是關係能不能在壓力下撐住。台灣如果真想把「韌性外交」當成一種戰略,那就得接受這種不好看、也不輕鬆的長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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