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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安烈炫/莊英章打破「漢人中心」迷思 客家非固定不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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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安烈炫/莊英章打破「漢人中心」迷思 客家非固定不變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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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從田野到檔案

莊英章教授爲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學術生涯不僅見證台灣漢人社會研究的轉型,更是將客家研究從邊緣推向學術主流的關鍵推手。他強調田野工作的在地觀點,也重視歷史學的文獻分析(如地契、帳簿、族譜),並引入量化方法,建立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範式。

從本質論的「源流」到動態的「歷史性」

莊英章教授歷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台灣史研究所所長,以及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首任院長,其學術軌跡展現了一種跨域特性。他對客家研究最根本的理論貢獻,在於他對傳統「源流論」的修正,並提出了具備建構論色彩的「歷史性」(Historicity)觀點。

在早期的客家研究中,以羅香林為首的「民系論」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羅氏於 1933 年建立的理論框架,傾向將客家人定義為一個系統分明、從中原南遷的群體,過度強調血緣的繼承與正統性。莊教授指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一種「漢人中心主義」的投射,往往將客家視為一個本質化、一成不變的實體,忽略了族群在漫長遷徙與定居過程中的變異性與適應性。

針對這一點,他提出了「歷史性」理論框架,強調客家並非固定不變的群體,而是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中,透過與不同族群的互動而不斷「再創生」或「創新」的產物。他在「四溪計畫」中,具體論證了客家認同是隨社會情境變遷而動態調整的結果。四溪計劃是針對鳳山溪(跨越桃園與新竹)、頭前溪(新竹)、中港溪(跨越新竹與苗栗)以及後龍溪(苗栗)等四溪流域的跨學科研究。

此外,他對族譜與口述傳統進行了深刻的解構。透過田野調查與官方檔案的交叉比對,他發現地方志或族譜中記載的「開臺祖」,往往並非實際渡台的血緣祖先,而是「嘗會」組織中的認股人共祖。這一發現強而有力地證明了,傳統文字紀錄並非客觀的「事實」,而是特定社會情境下為了強化群體凝聚力而被「創造」或「改造」的「真實」。

量化歷史人口學與微觀史料的價值

莊教授將「量化分析」引入歷史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特殊的貢獻。

台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TCHRCD)的建構

莊教授與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教授武雅士(Arthur Wolf)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合作,建立極具指標性的「台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該計畫將日治時期(1906-1945)由台灣總督府建立的戶口調查簿進行數位化與數碼轉譯。這套資料詳盡記錄了先民三至四代的生命史,涵蓋出生、婚姻、收養、死亡及遷徙等關鍵事件,其精確度極高。透過與工程師的協作,龐大的手寫公文書被轉化為可供宏觀計量分析的科學數據庫,這使得研究者能夠跳脫單一個案的軼事描述,從大數據中檢驗社會行為的規律,成為發展「歷史人口學」的關鍵基石。

微觀史料作為歷史解讀的基礎

除了宏觀數據,莊教授亦關注微觀史料(如帳簿、鬮書、合約字)的價值。他認為,官方檔案(如縣志)往往存在大敘事的偏誤,而民間留存的帳簿與契約則能還原常民生活的實相。例如,透過分析頭份陳家(1875-1908)的糖廍帳簿,他揭示了客家大族如何透過高風險的砂糖生產累積資本,進而購地捐官,完成從「佃農」到「企業家鄉紳」的階級流動。同樣地,對北埔姜家的帳簿分析顯示,即便在日治時期面臨現代化財政與高額地稅的衝擊,鄉紳家族仍堅持高比例的教育投資,以確保家族成員能在新的殖民體制中延續其社會影響力。這些研究展示了如何利用微觀史料重建家族內部的權力運作與生存策略。

「嘗會」的企業屬性與地緣認同

在基層社會結構的研究上,莊英章教授對「嘗會」(祭祀公業)提出了重要的見解,突破了傳統僅將其視為祭祀團體的觀點。

他將「嘗會」細分為兩類:一是由家族成員分家時留出財產的「鬮分字」(血食嘗),具有強烈血緣連結;二是由墾民以契約認股方式集資的「合約字」(會份嘗)。莊教授強調,後者本質上更像是一種「土地利用合作社」或具有共同資產的公司。在清代國家權力未及的邊陲地帶,「會份嘗」發揮了關鍵的經濟功能:它不僅是集資購地、開墾荒野的組織形式,其累積的資產更成為地方社會的金融融通中心,在遭遇困難時提供貸款援助。

這種經濟合作進一步轉化為地緣認同的基礎。莊教授指出,許多「合約字」組織並非基於既有的血緣關係,而是移民為了適應生存環境,透過人為的制度設計(文化性的發明)所創造出來的連結。這在「義民信仰」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證實。義民信仰雖源於林爽文事件的軍事自衛組織,但隨後轉化為客家族群最重要的象徵性認同指標。透過嚴密的「祭祀圈」運作與「義民嘗」強大的經濟實力,此信仰體系成功打破了單一血緣與親疏關係的侷限,以地緣關係為基礎,將不同原鄉背景甚至不同次方言的客家人整合為緊密的地域社會組織。

家庭、婚姻與性別

莊教授運用前述的歷史人口資料庫,對台灣早期的婚姻模式與婦女地位進行了嚴謹的檢證,挑戰了多項傳統假說。

童養媳現象的「婚姻市場假說」

針對台灣早期普遍存在的童養媳(小婚)現象,早期學界多採信「財富假說」(Poverty Hypothesis),認為這是貧窮家庭為了節省開支的選擇。然而,莊教授透過數據證實,小婚現象在地主與佃農階層同樣普遍,從而推翻了單純的貧窮歸因。

他提出了「婚姻市場假說」(Marriage Market Hypothesis)取而代之,指出北台灣自 1860 年代起因茶葉與樟腦產業興起,吸納大量男性移民,導致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在這種極端的婚姻市場中,收養童養媳成為家庭為了確保子嗣繼承與勞動力再生產,所採取的一種理性「家庭發展策略」,用以確保兒子未來有婚配對象。此外,他也利用數據驗證了 Westermarck 的「性嫌惡理論」,證實自幼共同生活的配偶,其生育率顯著較低且離婚率較高。

婦女地位的階級與族群

在閩客比較研究中,莊教授挑戰了「客家婦女地位較高」的迷思。雖然客家女性不裹小腳且參與大量農事勞動,但量化分析顯示,在家庭決策權(如房屋擴建、主要物品採購)上,年輕一代客家婦女的地位反而略低於閩南婦女。他進一步論證,「社會階層」(如文人家庭與庶民)對婚姻模式的影響往往超越族群差異。例如在竹塹地區,無論閩客,「文人家庭」多遵循傳統菁英婚姻模式,與盛行小婚的一般「北台灣模式」有所區別。這顯示了階級分析在解釋社會行為時,有時比族群文化更具解釋力。

學術體制的建構與典範的傳承

莊英章教授的學術貢獻不僅在於豐富的研究成果,更在於他對台灣學術體制的建構與人才培育。他成功將客家研究從鄉土民俗的層次,提升至具備理論對話能力的學術殿堂。

在體制上,他創立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確立了「二系一中心」的發展方向,並推動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獨立分所,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制度支撐。在跨域對話上,他積極推動與廈門大學及美國學界的合作,主持「閩台社會文化比較」及「華南農村社會文化研究」,將台灣的研究視角延伸至福建與華南,建立了區域比較的宏觀視野。

莊英章教授透過整合歷史學與人類學,運用宏觀量化數據與微觀契約文書,成功解構了關於客家源流、社會組織與家庭結構的傳統迷思。他所確立的「歷史性」觀點與「歷史人口學」方法論,不僅重塑了我們對客家社會的理解,更成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典範。他示範了如何透過嚴謹的學術做法,將原本被視為邊緣的族群研究,轉化為探討人類社會適應、認同建構與文化變遷的普世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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