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果！真的有人認識他！」我心中竊喜，寫稿時能多帶一句了。王老養所言不假，他早年住處已被政府徵收成河堤，但信件和包裹就算寫錯住址，仍能順利送到他手中。即使沉寂多年，他仍是地方紅人，他載我們閒晃，有人比讚、有人側目，也有人嘲諷：「伊人痟痟。」
採訪那兩天，他配合度極高，請他穿台共黨背心、請他高舉黨旗、請他回老家走走，他都一一照辦，還主動提議到警察局門口拍照，車身上的「共產黨」大字頗為挑釁，車尾還寫著「什麼是政府，政府幹什麼」，他對此相當得意，「警察才不敢來問我！」
我們一行人像是榮譽徽章，他充當司機帶我們四處訪友，從飲料店、檳榔攤到廟口，他逐一介紹我們從哪兒來、為何而來，我們身上有個虛擬名牌，寫著「台北來的記者」。陪他訪到第四組朋友，我們癱在車上不想下車，他才悻悻然載我們回市區，甘願地端坐受訪。
他從前有錢有勢，上遍新聞媒體，但為了黨，他妻離子散，是他最不願說出口的痛。「阮喔！無別人一樣溫暖的家庭，但阮也是忍耐啊！阮嘛係知影啊～」翻著那拉鍊壞掉的007皮箱，他展開老照片、舊報導，那些都是他視若珍寶的往日歲月，獨獨缺少他人常見的全家福。
或許，舞台垮下後，狂人也是寂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