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史東當時的研究並沒有得到預期的回響，一些書評認為他的「政治壓力指標」太模糊，也太過武斷。到了1997年，他接到了圖爾欽的一通電話。
歷史的大數據研究
圖爾欽當時脫離生物學的研究而投入歷史。他本身出生在蘇聯，1978年隨家人叛逃到美國，他一直到1992年才又回到莫斯科，親眼見證了「徹底的崩壞」，「黑暗、恐怖，到處可見喝醉酒倒地的人」。
他讀了高史東的書之後，認為內容「令人讚嘆」。不過他認為高史東的模式還不完整，它只描述了社會如何陷入危機，卻沒有提到如何走出危機。他決定把高史東對近代的研究範圍擴大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代表他要收集大量的量化數據。
儘管歷史紀錄零散而殘缺不全，不過即使沒有文獻的存留，如今也有很多方法可以說明過去人類的生活方式。
舉例來說，格陵蘭的冰蕊就是歐洲經濟活動代理指標，因為凍土捕捉了汙染物並且可以追蹤它千百年來的變化歷史。貴族莊園的大小和結構說明菁英階層的競爭，而錢幣的屯積則反映對即將來臨的衝突的焦慮。骨骼畸形代表營養不良，可以顯示生活水平。這些代理指標的價值雖早為科學家熟知，但如今累積越來越多的量化數據，讓我們可以從時間歷程看出趨勢。數據越多，我們對過去描繪的圖像也就愈加準確。
大數據的爭議
圖爾欽投入精力在數據的蒐集，他與兩名牛津大學人類學家成立了「賽莎特」（Seshat）──以埃及神話中的書寫女神命名──歷史與考古資料庫。
「賽莎特」也引來類似於對其他大數據研究的批評。批評的人認為數據的量更大，未必代表它更可靠。說不定正好相反，因為當數據脫離它的背景脈絡之後，可能擴大了最初記錄這些資料時的詮釋偏見。不過，反駁這類批評的人認為，偏見自始至終都存於歷史和它的研究，只有依靠大量的數據分析才能從雜音中找出訊號，讓它更逼近於真相。
目前為止，「賽莎特」的90多位共同研究者包括知名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收集了包括來自安地斯山、柬埔寨、冰島到埃及等古代和近代的文明。從這些數據的分析，圖爾欽認為過去歐洲和亞洲社會動盪，乃至於最早期的農業社會如古代的埃及、中國和羅馬，都符合週期循環的模式。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樣的周期循環在現代工業社會是否也適用？圖爾欽調整他的Ψ來反映塑造現代勞動市場的力量，並選擇工業時代適合的代理指標。例如像是以實質工資來換算群眾動員力，用參議院刻意阻撓議事的比率和耶魯大學的入學費用來計算菁英階級的競爭，以及用央行調降息來計算政府的償債能力。
接下來，他計算美國從1780年到現今的Ψ值。在「美好時代」1820年前後的Ψ值比較低，在南北戰爭期間的1860年代升高，然後在二次大戰後再次下降。從1970年之後它開始持續升高。
從預測危機到避免危機
不過圖爾欽不只要預測危機，他還想要知道，有甚麼辦法可以安度危機。
在1980年代末期，圖爾欽曾以生態學者身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森林裡研究一種名為南方松小蠹蟲的蟲害。在當時，消滅蟲害的標準作業是噴灑殺蟲劑。不過據圖爾欽的研究結果，殺蟲劑反倒延長了蟲害的時間，因為它也同時殺死了南方松小蠹蟲的一種天敵甲蟲。真正有效的辦法是砍伐並移除受到蟲害的樹木。
引伸來說，如果能找出解決方法，干涉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降低它原本的危機並增加它的復原機會是有可能的。
圖爾欽希望對於減輕人類社會的危機也能找到類似的策略。如果他和高史東建構歷史模型的方法是正確的，那麼他們就能告訴我們2020年會發生什麼事，這並不是如預言家對未來做神預測，而是幫助我們識別對我們社會穩定的結構性威脅，並採取行動來降低風險。
參考資料：Guardian, S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