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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3 11:05

E05|自由是一場巨大的冒險—波蘭報導文學《跳舞的熊》作者Witold Szablowski

鏡好聽〈記者手札〉系列節目

文|許越如    攝影|賴智揚    中文配音|王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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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非虛構寫作作家Witold Szablowski長年關心轉型正義與社會變革,對台灣國民政府和兩蔣時代的歷史也十分清楚,甚至跟我們說想去新竹看張學良故居。
波蘭非虛構寫作作家Witold Szablowski長年關心轉型正義與社會變革,對台灣國民政府和兩蔣時代的歷史也十分清楚,甚至跟我們說想去新竹看張學良故居。

與Witold Szablowski寒暄不到五句,我們便知道,他屬猴子、認為自己像猴子一樣,喜歡熱鬧氣氛、努力讓身邊的人笑;但要一直到採訪尾聲,聽到他十歲那年見證了波蘭民主化的劇烈轉變,一面興奮地看著世界變化,也同時見證母親的憂鬱,我們才曉得,他的幽默很可能不是渾然天成的。共產波蘭時代,物資匱乏,但人人有工作有「保障」,一夜之間,超市架上補滿進口食品,不用餓肚子,自由即在咫尺,被掌權習慣的人民卻悵然所失。

「過去這三十幾年來,我一直沒找到合理的解釋來理解社會的變革,只是一直有這種深刻的感覺。一直到寫這本書、梳理這些人的經歷之後,才能回憶起我的童年,原諒自己當時也不過是個無能為力的小孩。」自此之後,自由與轉變,成為Witold Szablowski不斷寫作、重訪的核心議題。從資深記者到報導文學作家,今年40歲的他,在《跳舞的熊》一書中,走訪古巴、阿爾巴尼亞、波蘭等地,刻畫出東歐人民從共產時代被解放之後,開始學習自由的荊棘之路。

講的是遠方的事,台灣讀者卻能深刻同理,從專制到民主,謹守教條和接受框架,竟變得比開闢一條新路還容易,轉型不一定能帶來正義,解嚴後30年的台灣,仍在學習呼吸自由的空氣。 Szablowski如何把抽象的自由,和人矛盾的困境,述說地如此生動?身為一位記者

他用什麼方式採訪並田野?他對民主的了解是什麼,人跟熊哪裡相像?Szablowski滔滔不絕聊起蔣介石,甚至在來台灣短短的幾天行程內,就查到了張學良的歷史,想去拜訪他的故居,我們是否能透過他普世性文字,對當今的台灣有更深刻的理解。

E05|自由是一場巨大的冒險— 波蘭報導文學《跳舞的熊》作者Witold Szabl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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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逐字:

問:你大學受的訓練是什麼?記者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嗎?怎麼得到這份工作的?

我大學讀政治學,但有點搞笑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廚師。大學畢業後我去哥本哈根拜訪朋友時,發現丹麥的薪資所得很高,就找了洗碗工的工作待下。後來,我的「仕途」順遂,沒幾個月就升到廚師。當廚師壓力大,我累積太多負面情緒,後來辭職回波蘭,回波蘭後記者生涯才從此展開,至於為什麼找媒體工作?我想讀政治學的人,很自然就會想去當記者。

回波蘭我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報社跑宗教線,在波蘭宗教線大概就等於報導天主教會的事。後來這家報紙不到三個月就倒閉,不過我很幸運,被波蘭最有名的報社《選舉報》(Gazeta Wyborcza)挖角,而《選舉報》副刊的報導文學欄目,正好就是我最嚮往的工作。跟新主管談條件時我用了一點技巧,跟對方說:「我其實不介意再回到哥本哈根的某廚房工作,但如果你想要我留在波蘭當記者的話,我只想寫報導文學。」於是我20幾歲就成了《選舉報》副刊組史上最年輕的記者,這個欄目通常只雇用非常資深、40歲以上的記者。

問:這樣聽來,你一直都想要當名記者嗎?寫作啟蒙是什麼,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喜歡寫作?

我一直是個好奇寶寶,想知道很多東西, 如果對一個東西感興趣,就一定得親眼看到。而媒體就是一個親臨現場的行業,當記者給你機會去接觸真實的世界和人們,我最愛當記者的一點就是,你會跟一些平常沒機會認識的人說話,擁有特權被不同人啟發,只要敲敲門,說:嗨你好我是記者,我想採訪你,可以跟你聊聊嗎?

我奶奶是個老師,他為了照顧我提早退休,她最早教我的就是閱讀跟寫作,我五歲時就知道長大以後想當作家,但青少年時期有個轉折,我曾讀到一個非常啟發我的故事:一位年輕俄羅斯作家去拜訪Anton Chekhov(契訶夫)的故事,契訶夫是史上最有名的作家之一,那位年輕作家讀一些散文給他聽,想得到意見,契訶夫只回他:滿有才華的,但是你現在該做的,是先去邊境找偷渡者或黑手黨,一起工作一段時間,幹些違法的事,再去西伯里亞當伐木工人,體驗這種人生,可能因此而坐牢也沒關係,試試看這種生活,等這些年下來,你真正品嚐到人生的滋味了,再開始寫作吧。到時你寫的,就會是真正的作品。

我讀到這則故事時,想著,這的確是個滿不錯的職涯計畫。我知道我喜歡寫也能寫,從小到大都有老師或長輩說我有才華,既然我認定寫作是一輩子要做的事,就得先創造我自己是個「人」,感受人生處在世的種種,再開始寫作也不遲,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不介意當個洗碗工、或當廚師煮飯給大家吃。只不過(哈哈)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照這樣看來一定有那裡出了差錯,我竟然這麼年輕就開始當作家,哈哈。

問:計畫真的趕不上變化呀,但至少這代表你是帶有自覺地寫作。那我們來聊聊你去土耳其的經歷吧,這也是你作家養成,希望「成為一個人」的計畫之一嗎?在土耳其兩年,你搭便車遊遍全國,甚至是去採訪試圖暗殺聖保祿二世教皇的殺手。你說你會去土耳其,是因為大學畢業後一個奇特的意外,是什麼意外呢?

我在土耳其待了兩年,但這完全不在我人生規劃中。大學時我參加一個國際學生社團,社員都可以出國交流,結果第一次社員大會我就大遲到,熱門的西歐國家都被選完了,唯一沒被選走的是一個叫開塞利(Kayseri)的地方,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開塞利在哪裡。但我想著,如果連開塞利都不趕快選,五分鐘之內,連這個我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都會沒得選。我讀大學的時代,也根本沒有智慧型手機可以立刻google,填完之後我去圖書館翻地圖時,才意識到:喔!酷耶,我要去土耳其了,聽起來不差。這個國際交流獎學金讓我去土耳其待了一個月,由於開塞利離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很近,而卡帕多奇亞又是這星球上最漂亮的地方之一,當時我才22歲,開啟人生中第一場精彩的冒險。土耳其人非常好客、食物難以形容的美味,很多漂亮的地景,我當時就默默下定決心,有機會的話,我想更了解這個國家。所以畢業後我去申請土耳其政府的碩士獎學金,沒想到這是一連串苦難的開始。現在波蘭人要去土耳其旅遊或唸書都相對容易,因為我們是歐盟成員,土耳其也是歐盟的候選國家。但你知道嗎?波蘭政府二十幾年前是出了名的官僚,但沒跟土耳其政府交流過之前,我根本不夠了解什麼是官僚!你能想像嗎?一個官僚透頂跟另一個官僚國家要往來,我的獎學金被拖了3年多才有下文,好不容易收到土耳其政府的邀請函,說我可以去那裏念碩士,我把預計待一年的行李都打包好、坐飛機到土耳其,結果那邊學校的教務主任看到我才跟我說:這份入學通知是個意外錯誤,當場叫我回家。

我這輩子都會記得那個主任的名字,當時我錯愕的問他:你們怎麼可能犯這種錯誤,這是入學通知耶?太荒謬了,你是在說我白來土耳其了嗎?結果主任冷眼看我,說:「沙博爾夫斯基先生,你應該知道我是這個學院的主任吧?你知道嗎?每天我來上班,就要簽50份、60份、甚至是上百份的文件,我怎麼可能為每一張我簽出去的公文負責任!」

這故事就是這樣哈哈,這種官僚鳥事在土耳其常常發生。最後我透過波蘭外交處跟系主任搏鬥一陣子,我們國家的外交官員跟他說,你不能就這樣把你邀請來的學生退學!但由於那學期課程早就開始了,我也無法加入,就這樣意外得到一年的土耳其簽証,我一路搭便車,遊遍整個土耳其。也是在那一年,我因為無所事事,發表第一篇報導文學作品。

在《跳舞的熊》這本書裡,你會讀到幾則我搭別人便車或是我讓別人搭便車的故事,因為我這輩子有太多次接受陌生人的好意,讓我搭便車了,學生時期有大半時間,我都是搭便車旅遊的,總感覺我需要回報大家的善意,所以每當在路上看到需要搭便車的人,我一定會載他們一程。我搭過最遠的一次紀錄,是從波蘭華沙、一路到敘利亞、約旦,最後抵達耶路撒冷。《跳舞的熊》有一章,是我在古巴載著不同陌生人的故事,我當時並沒想過,未來有一天我能把他們的故事寫成書,只是載著載著,發現幾天之內我竟然載過上百人,這些人跟我說的事,比我採訪到的人有趣多了。在古巴沒有太多人有交通工具,開著車你就能遇見形形色色的當地人,我載過製糖廠工人、主教的秘書,或是哈瓦納的外科醫生,他們每個人都建構了我對古巴的印象。

問:因為對人的興趣與好奇,你可以很容易可以跟人親近、聊天,可是聽故事跟寫採訪不同,你如何說服這些陌生人接受你採訪,甚至被攝影跟上報章雜誌。有沒有遇過你顧及受訪者的脆弱性,很掙扎不想寫成新聞的故事?

我沒有太多被拒絕的經驗,可能是因為我一直都對人很誠實,若採訪時對方說出比較敏感的話,我甚至會主動提醒他們。遇到比較脆弱的受訪者時,你要知道他們接受你採訪,是因為他們覺得你感覺不錯、滿喜歡你,可是當記者的人,有義務給受訪者充分的資訊、讓他們知道報導一旦出刊後,可能迎來各種後果。舉一個我最近採訪的運動員為例,採訪當下他跟我侃侃而談,說了好多他的憂鬱、痛苦、甚至曾想過結束生命,這些非常私密的情緒,我當下願意傾聽他,是因為我覺得他需要這個出口。過幾天之後,我約他喝咖啡,語重心長告訴他:「你那天採訪跟我說的故事固然很動人,可以寫成非常好的報導,但我覺得這個時機點,這篇報導對你的運動員生涯,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我很開心你願意與我分享,但你現在的狀態真的不太適合受訪。」這樣做是因為我評估後,覺得若執意將他講的全部寫出來,會對他造成不可預測的衝擊,我不想這樣利用他的弱點。對我來說,比起寫出一篇點擊率高的報導,我更希望他可以好好度過低潮期、準備好了再受訪。有人可能覺得這不符合記者該做的事,好像我放棄一則很勁爆的素材,但那是因為我有把握,5年後他一定會再回來找我。我是發自內心在乎我的受訪者們,我知道記者的筆能多強大,甚至可以毀掉某人一生,或讓人付出很高的代價,我並不想當這種記者。

老實說,就算不寫那位運動員的憂鬱症,我還是已經掌握了很好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在偏鄉長大的小男孩,他在網路上看到跑酷的影片,成了這村莊裡唯一想學跑酷的人,甚至希望將跑酷成為他的職涯。他看網路上的影片,自學了4年,15歲時才第一次去參加比賽,令人最驚訝的是,他首次參加比賽,竟然就排名到全歐洲前五名。他還跟我分享,他從網路上研發出的各種技巧,是其他運動員做不到的,是因為他研發時根本不知道這些技巧多危險,其他人可能都有教練或同儕嚇止他們。這則故事光這樣寫,已經夠精彩了,雖然有憂鬱那部分的故事會更深入,但為了他的前途著想,我選擇現在先不要貪心。

問:你20幾歲時,就已經有機會採訪到很多世界名人,像翁山蘇姬就是一個例子。你當時還只是個年輕記者,是用什麼人脈或方法訪到這些人?那次去緬甸採訪她,你們聊了些什麼?

跟蘇姬女士的相逢很奇妙,2010那年,剛好是她被軟禁15年後被釋放的那年,當時我正在泰國度假,從新聞上看到她被釋放的消息。我立刻想:我現在離她這麼近,有機會去採訪她的話,根本是絕佳的機會。就是這樣單純衝動的念頭,我申請了緬甸的觀光簽,我判斷軍政府應該會派人在她家跟辦公室外守候,所以我努力把自己打扮地不像記者,偽裝成一個路過的觀光客:買了一頂超大草帽、掛一台相機、穿當地人會穿的籠基裙子( Longyi),看起來越ㄔㄨㄛˊ越好。搭上計程車後,我跟司機說:請你載我去女士(The Lady)那裡。司機一聽「女士」就知道我想找誰了,仰光當地人都非常熟悉她的事情,只問了我:你要去她家?還是去她辦公室?我猜想所有媒體應該都守在他家前面,所以我反其道而行,去她辦公室吧。

但我當然不是直接出現在她辦公室就說要採訪,而是波蘭有一任總統萊赫華里沙,他是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也是1989年「蘇東波」民主運動的旗手之一,透過非暴力抗爭,帶領波蘭脫離蘇聯獨裁操控。諾貝爾獎的得主或是提名人,都有彼此聯繫的管道。所以出發去緬甸前,我曾打電話去華里沙基金會,請他們幫我跟翁山蘇姬女士牽線,告訴她我會去採訪。走進她辦公室前,我把那堆觀光客裝扮丟在路邊,不然看起來一定很滑稽,結果滿意外的是,那時網路不方便也不是寫EMAIL,可是華里沙的基金會真的有幫我聯繫到她的政黨辦公室,他們迎接我的到來。這真的很奇幻吧,因為我是第二個在她被釋放後,採訪到她的外國記者,第一位是名中國記者。我本來以為我最多能採訪15分鐘,她就會因為接下來的行程把我趕出去,可是翁山蘇姬女士竟然願意花兩個小時跟我談話,我看得出她多麼享受在我們的對話裡。過了這麼長的軟禁,她終於能用英文跟外國媒體講她這十多年來的心情......我們講的並不是太嚴肅的事,大致是被軟禁的時間她都做些什麼、跟誰聯絡、讀什麼書?做什麼運動?她滔滔不絕跟我分享關於她的管家,還有當初那個要嚴守、帶她去軟禁的將軍,過幾年後也被軟禁了,兩人住所只差300公尺而已,她如何修理自家的屋頂跟電力。的確是次美好的採訪回憶。

問:《跳舞的熊》裡,你用跳舞的熊被解放的過程,還有他們被安置到園區裡發生的種種情況,來隱喻1989年開始民主化的波蘭、甚至是整個巴爾幹半島,其實人民們也在經歷一場自由的實驗。你是如何架構這本書的?先聽到跳舞的熊的故事,才去找人採訪嗎?

我在《選舉報》工作幾年之後,發現已經累積了不少想書寫的主題:像土耳其與中東、跟大時局改變相關的,尤其是共產國家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轉換,會發現這些興趣是因為我注意到,每次採訪只要有人碰觸到這些主題,我就會很興奮,知道自己很想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幾年下來,寫了不少篇相關主題的報導文學。也因為我知道這個議題對我很重要,想將篇章集結成書,只是暫時找不到合適的框架,或有什麼像水泥的元素可以把零星的故事串在一起。就在這麼巧的時機,我從一個保加利亞的朋友那裡聽來關於跳舞的熊的命運,就是保加利亞的吉普賽人以前會訓練熊,讓他們跳舞、以賺錢娛樂人們。保加利亞為了想加入歐盟,很努力現代化,政府越來越講求動物權利,開始禁止吉普賽人豢養熊,可這些熊當了一輩子的奴隸,一夜之間被野放到一個熊的公園,這個公園像是個自由實驗場,他們才正要開始嗅到自由的滋味,對於那些被人豢養的熊來說,連如何像一隻野生的熊一樣覓食、正常吃飯、睡覺、交配、冬眠等等,都需要重新學習。聽到朋友說這故事時我靈光一現,知道這是個非常好的隱喻,像我們這樣從東歐共產國家,轉型成自由市場、迎接民主社會的人民們,原來我們從小就住在自由實驗室。

本來我以為熊只是一個開場的隱喻,將熊跟人類類比成過去心靈受到禁錮的生物,只不過人類的心智運作更複雜。意外的是,人類跟熊比我想像的還要接近。我去跳舞的熊公園時,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要教導熊喚醒動物本性,而熊的本性跟人性有很多相似處。首先,熊跟人一樣,一旦突然被允許自由,最先的感覺都是迷失自我,熊隻們會先摸摸鼻子,確認曾象徵是奴隸的鼻環,是否還在在鼻子上,一旦發現鼻環不見,就開始擔心會不會挨打。過幾天之後,他們才會意識到鼻環不會再回來了,沒有主人會因此揍他們,你以為這樣他們就能快快樂奔跑了嗎?不是,熊的自然反應是憤怒,開始掙扎、情緒激動,攻擊同伴,而你想想人類史上,光在東歐就有多少人類自相殘殺的戰爭。獲得解放與自由的人群們,不是該開心、開派對慶祝、最好五年都喝酒不要清醒過來的嗎?結果不是,人類做的第一件事是打仗。

還有什麼是人熊相像的呢?《跳舞的熊》裡有一章是寫熊學習冬眠的故事,野熊一般在冬季,應該要冬眠四個月以上,但被長期豢養的熊,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冬眠。因為冬眠不只是睡覺而已,冬眠意味著你要準備好,先學會享受夏天,在陽光的沐浴下摘食豐盛的莓果,秋天來時熊要攝取很多松果,以儲存熱量跟脂肪,跳舞的熊做不到這點,他們的身體久而久之,忘記叫他們儲備能量,忘記他們需要為冬天做準備。這跟東歐人民沒辦法準備好迎接資本市場與自由經濟危機的到來,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平常生活充裕時,就應該存錢,為最壞的打算做準備,但是前共產國家的人民,工作不過是被分配到的義務,沒成就感或意義感可言,錢也只是配給制度下的一部分,沒人教他們如何運用金錢理財或儲蓄。我還記得小時候有個鄰居,他每次不想工作就會躲到山上,結果波蘭突然結束共產制度時,一夕間我們國家從人人有工作,變成失業率25%。沒有人料想到這些事情會發生。

採訪過程中,Witold一直以幽默的語氣分享,唯有談到童年的無助感受,他才稍微情緒激動,眼框轉紅。
採訪過程中,Witold一直以幽默的語氣分享,唯有談到童年的無助感受,他才稍微情緒激動,眼框轉紅。

問:你在1980年出生,成長的十年正好見證了波蘭的共產制度的瓦解與民主化,對這些人處境巨變有如此大的關懷,跟你自己的成長經驗有什麼關係?見證的這些轉變當中,有沒有是令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當你從小孩的眼光,見證大時代突然轉換,某種程度這些經驗都形塑了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是那個劇變時代下的孩子。如果要說那段日子我最記得什麼,最深的記憶一定是物資短缺,商店裡空空如也,只有空架子,沒有任何貨品可以買。我這輩子第一次吃到香蕉,要等我長到12歲,以前根本不知道有這種水果存在。我第一次吃橘子可能早一些,也要等到10歲,當然不會知道什麼是可口可樂、只喝過一次百事可樂。然後突然間,真的就是一個晚上之間,這不是誇飾法,超市架子上什麼都有賣了,因為波蘭終於開放國界跟貿易流通。一夜之間,商店就能夠從國外進口貨品,補滿那幾十排空架子。這個畫面光用想像的,不就很荒誕了嗎?但我親眼見證這些事了。還記得我當時大概十歲,前一天超市裡空空如也,大家活在要挨餓的恐懼,隔天你要什麼都有了。我是個小孩什麼都不懂,只覺得那個記憶非常鮮明,大開眼界,以前我沒看過的食物、不知道這世界上有的東西,通通都擺在商店裡,簡直像參觀博物館般。

一個小孩見證世界的改變、當然會感到非常興奮,但同時間,你父母的生活因為這些劇烈變化也起了重大改變。我母親失業了,她以前是校長,可是她的學校太小間,關門大吉。共產主義時代,人民沒有選擇學校大小的權利,但資本主義到來後,這樣的鄉下小學校很自然就被淘汰掉。我媽媽變得很憂鬱,整家人那幾年間都處在低迷的狀態。我會說對於童年的我,這樣的大轉變是苦樂參半的,我看在眼裡,可是沒有任何大人會對我解釋這一切,我猜想可能連我爸媽他們,也都搞不清楚這時代的轉變代表著什麼。過去這三十幾年來,我也一直沒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來理解社會的變革,只是一直有這種深刻的感覺。要一直到寫這本書、梳理這些人的故事之後,才能回憶起自己的童年,看清楚面對大時局,我當時也不過是個無能為力的小孩。

問:不當記者之後,你寫的報導文學也都是非常重量級的採訪跟調查,你通常花多久完成一本書呢?

我期許自己兩年完成一本書。開始專職寫作後,我意識到作家需要固定發表新作品,否則人們會忘記你,每次你出一本新書都需要重新自我介紹:「嗨大家好,我是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是一名作家,我上次出版已經是四年前,哈,所以你們大概都忘了我... ...」

雖然定期出版新作很重要,但我絕對不想濫竽充數,所以當我決定要採訪人,我盡可能跟他們待上幾天以上,甚至是幾個禮拜。五年前我寫完第四本書之後,才決定辭掉記者工作,當全職作家。主要原因除了是那本書在波蘭大受歡迎,也因為媒體產業開始縮編,以前想策畫的專題都不太能做了,才決定冒這個險。剛開始沒工作的那幾個月,我真是嚇死了,花了整整四年才寫完一本書哈,中間浪費很多時間擔心害怕。但是很幸運地,那本書也滿成功的,我才比較安心在家工作,離開媒體,重新定義自己是個非虛構寫作者。

問:你怎麼從頭開始找寫作的題材?你覺得如果你是契訶夫的話,你會給有志於從事報導文學的年輕作家什麼建議?

找寫作主題這件事對我來說不算困難,我腦中一直有些新想法,像現在我可能就有5個下本書想寫的主題,但我會等待,過一段時間之後,看哪個想法比較突出,那些動機已經被淘汰了?邊寫手上這本書,邊醞釀想法,直到一本書寫完,我會放自己1-2個月的長假,再開始為下一本書做田野。至於每寫一本非虛構小說,要採訪幾個人,真的視情況而定,像在《跳舞的熊》當中,我可能採訪了一百多個人,放入很多種不同的聲音。

對非虛構寫作有興趣的人...我會給的建議大概是,找一個普世性的主題來寫作,從寫第一本書我就帶著這樣的理想,第一本書我寫關於土耳其的故事,卻有俄羅斯的讀者跟我說:我覺得這就像我國家發生的故事。也就如《跳舞的熊》在台灣出版後,我得到很多台灣讀者的回饋,告訴我這些故事似曾相似,書中內容體現了一個社會,當它見證現代與傳統的巨變後,無法決定要更現代化、還是要維持保守的難題。只要人們曾經歷過轉型的憤怒與掙扎,他們都能讀懂這本書所描寫的困境,這是超越國籍語言的。除此之外,轉型正義也處理身分認同的問題,就像台灣,原本是蔣介石帶來的國民政府,來定義台灣是個怎麼樣的存在?現在獨裁政府時代過了,你們就需要重新塑造國族定義。波蘭也有相似的難題,一開始是共產政府來定義我們是誰,再來資本主義來了,身分又全部被推翻,可能要到近幾年,波蘭才持續再思考,21世紀新面貌的波蘭,應該是如何的。

問:做田野需要投入這麼多時間跟精力,但也是你寫報導文學的特色之一。為什麼你寫作的方式,都是一定要去實際經歷?你跟你的的人類學家老婆有合寫過一本書,用你們父母親在共產時期生活的樣子,仿舊生活一陣子,包括使用那些舊家具、沒有手機網路、採購不方便,再把這些體驗日記集結成書。這個經驗也非常有趣。 

要實際經歷過是因為這樣很有趣。與其問別人:非法跨越國界是什麼感覺,你如果能身體力行,為什麼不這樣做?所以我就這樣做了,但沒有讓我捲進什麼麻煩啦,我就只是走過國界再走回來,沒有人發現。第二個原因是,這樣做可以吸引讀者,他們會知道我寫的不只是官方報導內容,而是我替他們去經歷這樣的事情,講述這些他們無法親眼見證的事。

我跟我太太寫那本書時,整整6個月,我們決定過1981年的波蘭人會過的生活,盡量想像父母親在那年的生活,我們關掉手機、不用網路,其實我們家本來就有很多那個時代留下來的物件:一台破車、老家具、衣服等等的,我也學我爸當年流行留鬍子的樣子蓄鬍。寫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於去古巴旅遊時,他們現在還是個共產國家,我在街上看到鄰居、家人聚在一塊、小孩子也玩成一團,好像是我童年的光景,可是這樣的世界幾乎不存在了。我就想起這本書的主題,在書裡我寫下,沒有便利的網路的話,生活缺少了什麼,也寫會我們會重新得到什麼。通常提到改變,大家都會對它有個菁英的幻想,這些看似「富足」的產物之下,都是有代價的,這就是此書的主題。

問:從這麼多受訪者的生命中,你看到轉型正義的難題,你如何重新理解人們學習自由這件事?《跳舞的熊》這本書寫完之後,有受訪者事後來跟你說不喜歡你寫的報導嗎?

只要人們一天不去處理國家或整個社會的創傷,歷史就會不斷重演。「教育」是政府想要灌輸你的東西,他們不太交代轉型正義的難題。在家裡,我回想起來,到現在對很多家庭來說,戰爭都還是個禁忌,許多小孩不知道自己的爺爺奶奶曾經見證、參加過戰役,所以如果要說我們的轉型正義還缺少什麼東西,我們不能只看見那些光榮英雄式的稱讚,那樣的成功形象深植大家腦海心中,導致我們沒有辦法好好去述說,重新詮釋這些歷史事件。

舉個例子來說,我剛剛跟你提到的波蘭前總統華里沙,幾年前波蘭的國家級機構發現一件早期機密文件,裡面說華里沙在加入人民團結聯盟之前,曾當過共產政府的間諜一年,全國都非常震驚。波蘭的問題在於,我們一直期待英雄或是領導者,會100%純潔完美,但我們是複雜的人類,不是天使,我們可以是黑色、白色,或是任何光譜的顏色。對我而言,華里沙有八個小孩要照顧,但他還是非常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他應該要有資格犯錯。波蘭的問題就是過度理想化這個世界,但這個理想化的世界並不真的存在。

《跳舞的熊》裡面有一章,寫裝扮成哈比村的在地觀光產業,故事出版後,那個村長說他不喜歡我這樣寫他們,但是他也願意尊重我,只說:如果這是你所看見的我們,就不需要為你的眼光所道歉。我其實出版前有跟他討論,說我無法改變觀點或觀察,可是如果能討論出一個寫法,能會讓他們比較不受傷、讓居民感覺不受冒犯,那我會很願意努力。他只很直白地告訴我,誠實寫下我所見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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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20.04.13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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