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透視】40年投入製作、研究、教育 李道明多面向耕耘紀錄片

文|項貽斐
李道明(右二)執導的《離鄉背井去打工》探討外勞來台遭遇的問題。(李道明提供)

台灣紀錄片界中,具「多面向」特色的導演兼學者李道明,除產製豐富的原住民、環保與社會歷史議題影片,也是推廣教育者,引進新觀念、培育人才、帶動風氣,並於今年獲頒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貢獻獎」。

李道明出身新竹醫藥世家,從喜愛電影的文青,到紀錄片製作、研究、教育的全方位耕耘者,近40年的投入,在因緣際會下順勢而為,勤力不輟,開枝散葉。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傑出貢獻獎」得主李道明,在紀錄片領域耕耘近40年。(TIDF提供)

「 是電影找上了我吧!不是我主動追求電影夢。是在對的時間與地點出現一些對的人,慢慢把我帶到這條路。」年近70的李道明回憶,帶他接觸電影的第一人,是母親。身為么子的他童年常跟著愛看電影的媽媽上戲院,到了電視時代,又看影集、老電影。循著既定模式上台大、赴美留學,但不像父兄般成為醫師,反而因興趣、時勢與機緣,由電影逐步深入紀錄片的堂奧。

《人民的聲音(環保篇)》記錄高雄後勁反五輕等環保抗爭事件。(李道明提供)

1971年,李道明以第三志願考上台大農化系,大二獲學長但漢章邀請,擔任當時頗具新世代文化聲量的《影響》雜誌編輯。為兼顧編輯與撰稿,大三時李道明平轉社會系,畢業退伍後,又當1年主編。70年代末台灣電影景況不佳,有心出國學電影的李道明想:「可能回台灣也不能拍電影,就去念大眾傳播。」

當年李道明就讀的天普大學是全美電影學校前五大,他讀大眾傳播碩士班第一年也修不少電影課,並拍攝作品。1年後,台灣電影環境似乎有些改變,他於是申請轉念電影。時值美國紀錄片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拿到獎學金的李道明學習拍攝技術與理論,還修電腦動畫、多媒體等課程,首部紀錄片《愛犬歸何處》更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與美國學生電影金像獎的區域特別獎。

李道明透過紀錄片關注蘭嶼反核廢料場的議題。(李道明提供)

隨著台灣新電影崛起,李道明返台伺機而動,進入「光啟社」跟著製作人丁松筠神父前往泰國、高棉(今柬埔寨)邊界難民營,拍出紀錄片《殺戮戰場的邊緣》,獲1986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紀錄片導演。

李道明出席捷克Ji.hlava IDFF影展介紹台灣紀錄片。(翻攝自docs.tfi.org.tw)

以往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為官方宣導性質影片,1985年李道明與黃建業、張昌彥等新一代金馬獎評審,大膽說服其他人讓該屆紀錄片項目入圍從缺,引發「什麼是紀錄片」的論戰。由「從缺」到「得獎」,李道明以理論和作品開始改變台灣電影界對紀錄片的概念。

《殺戮戰場的邊緣》以泰國、高棉邊界難民營為題材,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最佳紀錄片導演。(李道明提供)

解嚴之後,壓抑多年的民間力量迸發,李道明除拍攝街頭社會運動,也持續關注環境保護、原住民、台灣社會與歷史議題,記錄轉變過程。

因拍攝社會運動,接觸環保抗爭事件。「環保運動慢慢有人參與,可是對環境問題與不同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太有人處理,我就去拍。」作品《鹿港反杜邦之後:一些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畫像》與獲1991年金馬獎最佳紀實報導片的《人民的聲音(環保篇)》,都展現他紀錄片創作者的觀點及環保立場。

 

靠教書能更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1987年,他與人類學家胡台麗共同執導《矮人祭之歌》,開啟製作原住民紀錄片的契機。因國立台中科博館設立人文相關展示,在該館任職的人類學家王嵩山邀李道明拍攝介紹原住民各族的影片。「那時不知天高地厚,以為1年就能完成,結果拍了2、3年。因規模龐大,只好招集人馬成立製作公司『多面向藝術工作室』。」工作室成員林建享、曾文珍、郭珍弟、許明淳等,後來也成獨當一面的導演。

李道明(右一)與同在北藝大任教的廖慶松(前排左起)、焦雄屏、王童等合力培養台灣影視人才。(莊景燊提供)

攝製紀錄片外,李道明也從事教學與推廣工作,在大學任教,並協助紀錄片在國內外放映。他坦言,「一直拍片較容易因循舊方法,教書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逼迫你重新思考、學習更新的知識和理論,我的成長也是靠教書而有更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路,TSUENU》結合紀錄片創作者、鄒族在地文化工作者與研究鄒族文化的人類學家共同完成。(李道明提供)

李道明舉例:「《殺戮戰場的邊緣》時,製作人丁松筠認為應以旁白清楚傳達訊息。但我教學時慢慢思考,到拍《排灣人撒古流》《人民的聲音》時就不用旁白,採觀察式的方法。到《末代頭目》,用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參與的模式,由『他者』與『內部人』合作完成影片的做法,也大略符合「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精神,反映排灣族部落內部觀點。製作《路,TSUENU》時,更進一步結合紀錄片創作者、鄒族在地文化工作者與長期研究鄒族文化的漢族人類學家王嵩山3方的身分與經驗,共同完成。」

公視史詩紀錄片《打拚:台灣人民的歷史》以重現歷史片段的拍法,描述鄭成功與荷蘭軍隊交戰的過程。(公視提供)

另外,2006年李道明擔任公視史詩紀錄片《打拚:台灣人民的歷史》製作總監時,採用表演重現歷史片段的拍法。「紀錄片使用重演,有理論依據。它不是戲劇,而有點像插圖的概念,讓觀眾看到具體的人物、物件或行動。當時公視同意用這種方式解釋歷史,卻有觀眾質疑。不過現在紀錄片大量使用這種手法,顯示社會需要一些時間接受不同的形式。」

 

紀錄片存在最大的意義,是留下社會演化過程的見證。

在紀錄片領域持續突破,但李道明的電影創作卻磕磕碰碰,1988年執導電影《陰間響馬·吹鼓吹》裡的《吹鼓吹》段落之後,遇上90年代國片票房慘淡,他兩度申請到國片輔導金,卻因找不到投資者而中斷。不過他因教學研究與對產業的理解,卻替後輩帶來新機。李道明共同監製的林正盛首部電影《春花夢露》獲東京影展青年導演銀獎;2003年更參與創立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以高標準養成人才,適時銜接台片復興,成為現今電影產業中堅分子。

1988年李道明(右二)執導電影《陰間響馬·吹鼓吹》裡的《吹鼓吹》。(李道明提供)

紀錄片吸引李道明的兩大重點:一是透過紀錄片可理解不同社會、文化、制度下,不同人的想法、生活與面貌;二是提供人們思考社會問題或反省借鏡。無論是高雄後勁五輕關廠或核四廠封存,看到多年前自己鏡頭關注的問題產生改變,他認為,「社會演化的過程大家常會忘記,如有機會回頭看人們如何奮鬥才造成改變,這就很有意義。我覺得自己做的事對社會最大的意義是在於留下見證,這也是紀錄片存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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