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我們】變性領養第一人 如浪人生她遇母喪後成「沒有家的人」

文|李振豪    攝影|賴一銀
鍾玲的表演工作,因疫情全面停擺,今年4月才在朋友幫忙下,重新站上舞台。

媒體式微的年代,《鏡週刊》邁入300期了。自2016年10月5日創刊,我們關懷公理與正義,希冀報導能像一面鏡子,清楚反映人間百態,其中,越南移工阮國非、石木欽案及銀行員之死事件調查、人權律師王全璋等報導獲卓越新聞獎,Deepfake事件調查報導日前更獲得「亞洲普立茲獎」SOPA「卓越調查報導獎」銀獎,斐然成績要感謝每一個受訪者慷慨無私分享。

在300期特別專題,我們回訪6位受訪者,看看他們的後來怎麼了。變性人鍾玲故事見刊後,有電影導演來詢問,她滿心期待著人生被改編成電影。開了一輩子情趣用品店的阿嬤,關店後過著恬靜的農村生活。老翁謝天福賣祖產,報上刊登廣告徵求乾女兒陪伴掃祖墳,收了3個乾女兒,每人給100坪土地,3年後卻孑然一身。雲林夜市捐棺人,報導刊登後,5年內捐款總額累計已達2億元。彭文正因蔡英文論文官司,由台大教授變成通緝犯,避走美國。特技演員陳竹音因為姊姊冤死真相不明,黯然心碎,前往對岸追尋中國夢…他們的人生沒有因為雜誌過期就結束了,後來的他們,每個人都很勇敢,每個人都在為自己努力地活著,雖然有起有落,但只要他們的故事還在,我們的報導也都在。

距離上次見到鍾玲,已近4年過去。一千多個日子以來,她逢年過節必傳長輩圖問候,無一例外,也不時無預警打電話過來,有點突兀地開場,「李記者嗎?我跟你說齁…」沒有暖場,沒有鋪墊,自顧自講起自己人生的新進度:誰要付10萬元買她的人生版權、哪個導演正準備把她的故事寫成劇本、哪個大明星有興趣飾演她,「這個週末你要不要來和我們開會?」我只好也有點突兀地和導演聯繫,理所當然被拒,所幸導演也理解,「她就是很熱情…」

鍾玲梳妝打扮。她自承幼時就喜歡偷用化妝品,是個人的性別啟蒙。

過一陣子,她又打電話來確認進度,儼然把我當經紀人信任。我說,導演可能有自己的規劃,不好讓外人參與,她爽脆說:「好。」然後又回到長輩圖問候模式,沒有不耐,也不自覺受傷,海派作風不給人壓力,和我們第一次採訪沒有差別。

 

疫期斷炊 連家都沒了

26歲變性,36歲成為第一個成功領養小孩的變性人,鍾玲確實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了,我也以為她人生終於風平浪靜,殊不知再次聯繫,才知道狂風驟雨未曾停歇。去年,她56歲,身陷經濟危機,還上了新聞,「資深女星斷炊2個月,紓困申請2度受挫大逆轉」。

當然是因為疫情。「因為(工作的)店沒開了,秀場沒了,晚會沒了,遊覽車也沒了,休息站沒人啊。所以我都在吃老本。」身為邊緣的表演工作者,她的觀眾一向只是流水般經過的人,死忠歌迷、鐵粉都不存在。當疫情先是嚴鎖了國境,去年三級警戒進一步縮緊了社交限制,她只能向銀行借貸度日,「借了10萬元。」今年4月,朋友開了新的卡拉OK店,給她工作,「現在(才)能每個月還(銀行)一點錢。」

這些事,她從來沒和我說過,照例是中秋快樂、恭喜發財、五月五慶端午。在台中工作20幾年,她今日如此,一向如此,也不往嘉義的老家報告壞消息,我連她「現在已經沒有家了」都不知道。

從長子變長女,鍾玲還有一個妹妹和中度智能障礙的弟弟。前年,弟弟從家裡帶著5、60萬元離開,失蹤了,「他會接電話,但很少。」去年,鍾玲忽然夢見已過世的爸爸拿棍子在修理弟弟,「打給我媽媽,結果她說:『小強(弟弟)回來了啊,在房間跟我聊天。妳要跟他講話嗎?』」

2年前,鍾玲(右)帶著母親(左)到小墾丁旅遊。(鍾玲提供)

鍾玲說不用,沒想到那是2人最後通話的機會。不久後,鍾玲接到通知,「說弟弟氣色不好,大文(鍾玲的兒子)帶他去醫院。」她從台中趕回嘉義,和醫生一起為弟弟拔管。「他10月2日過世的,出殯後兩天,媽媽也住進加護病房。10月27日過世。」母逝後,鍾玲把嘉義的房子留給妹妹一家,不再回去,「今年除夕,我就在台中一個人,到姐妹家圍爐。」這裡的姐妹,指的是卡拉OK店的老闆娘。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請我省略細節,只說:「親人也就如此而已。心很痛啦,(可是)我都接受了。」

 

艱難人生 想拍成電影

鍾玲曾經很完整地和我們回顧她艱難的人生,被霸凌、被警察要求脫光衣服檢查身體、赴泰變性術後「度日如年」的劇痛、收養孩子被過度關注一度服藥想了結生命…從來沒有哭過。但這次採訪卻哽咽了。母親在弟弟失蹤期間曾一度病危,她到白沙屯求媽祖續命,事成了,媽媽知情後想去還願,「但我一直沒帶她去。」她認為媽媽是自責沒照顧好弟弟而病情加重,媽媽臨走前,她跪在病床前跟媽媽說:「妳不要走,妳走了我跟妹妹怎麼辦?」她說媽媽走後,「好像沒有了依靠。」

小學開始打工,國中離家賺錢,我問她會不會覺得自己和家庭一直都很薄緣?她否認,「變性,家人都接受啊。他們覺得兒子換女兒,沒差。」但她承認收養兒子一方面也是為了爸媽想抱孫。

2018年採訪時,鍾玲帶我們到她工作的卡拉OK店,為我們高歌一曲。(資料照)

孩子滿20歲,如今她每天期待的,是輔導金沒過的電影能順利拍成,「我現在接受採訪,是希望有人、有企業家,可以欣賞、贊助我的故事。因為拍成了,就是我人生的一個…」她辭窮,我以為她要說的是成就,結果她用的詞是「賣點」。

一輩子奔波為家、為生存的人,沒想過人生要有什麼高大上的結論,她只希望這些經歷能換來一些錢,像她每日從晚上8點工作到凌晨3點,靠小費過活,好的時候可以有幾千元,賣酒也有收入,「一瓶可以抽一千。」那不就是電視劇《華燈初上》的小姐人生嗎?但她的工作場所非高級日式酒店,所謂華燈,只是一顆disco ball(迪斯可球,又稱鏡球)。

燈亮了,我們問她,可以再為我們高歌一曲嗎?她換上華服,接過麥克風,唱了一首鄧麗君的〈浪花節だよ人生は〉(如浪人生)。那是她倒背如流的歌了,唱得那樣滄桑又淡然。

靈魂錯置的男身,不被接受的女身,沒有家的人,她用一首歌,把世事看盡。歌詞最後一句,簡直像她自己人生的註解,「女人的,女人的一生啊,就是一首浪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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