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銘傳大學建築系教授王价巨指出，《災害防救法》跟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是，不同部會專責不同災害。它是分工，但也是盲點，當地震發生，主要權責單位是內政部，但收容場所的開設卻屬於衛福部的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需要跨部會協商，但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下，是否會變成干擾？
台灣目前針對地震或海嘯的防災政策，主要遵循2009年開啟的「災害防救深耕計畫」，經過多次修正後，2022年內政部正式核定的「強韌台灣計畫」（全名「強韌台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除了從災害發生前的「災害潛勢圖」，去推測哪些地區位在斷層上方，也將震後避難所的設立和管理，都進行推演。但王价巨舉例說明台灣和日本在細節上的不同，「以台北市為例，其實劃訂非常多學校作為收容場所，並把校長訂為收容場所的管理人，這樣，場所有了，管理人也有了，就會有一套管理機制。可是我們會關心的是，校長有沒有住在學校附近？如果校長離學校很遠，他根本過不來嘛。所以這個機制看起來好像有，可是實際上沒辦法用。」
日本用「防災士」制度解決了這個問題，「日本所有避難收容場所的開設，不是由校長來做，而是防災士，或是地域振興組織，也就是我們講的社區組織一起管理、運作…日本把這些東西都算得很精準。另外，他們在社區有所謂的防災倉庫，配置必要的器材、設備，甚至緊急的糧食。當啟動這些設施需要仰賴手動時，社區裡一定有好幾個主要負責的人擁有鑰匙。」而台灣近年也引進防災士制度，培訓民間防災人力，但截至去年全台僅2萬3千多人獲認證，相較日本有超過20萬名防災士，仍有相當差距。
溝通障礙 風險意識差距
王价巨指出，災防教育強調的無非態度、知識和技能，「態度是最難的。台灣民眾的風險意識相對低，我們長期推動這工作，卻常遇到民眾說，這種事不太會發生，例如他覺得大樓倒塌很可憐，所以會去捐款，可是他不會去想像說，我自己有沒有做準備？」
陽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單信瑜也提到，日本政府會針對災害做風險溝通，教育民眾不要太過於樂觀，但因台灣民情，政府會擔心鼓勵民眾做防災準備，反被民眾誤解：「那我們要你政府幹什麼？」而《災防法》通過至今23年，縣市政府、部分醫療院所與企業仍沒做過大規模的震災演練，目前也沒有檢討機制。
至於日本手機強震警報，可以辨別遊客身分傳送中文簡訊及語音，為何台灣手機緊急警報只有中、英2種語言？開發「地震P波警報器系統」的台大地質系教授吳逸民表示：「警報傳送的時候，手機要有辦法辨識是什麼樣的語言系統，它才可以提供。可是像現在台灣的（地震警報系統）送出去的，僅針對基地台覆蓋的區域，有點像廣播的方式，是單向的，就不會知道對方手機的型態，也無法提供不一樣的服務。」而若是外籍移工等其他語言的使用者，使用沒有登記的門號，實務上要辨識語言又更為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