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欣怡手寫行事曆的第一頁，有她用不同顏色原字筆寫下、密密麻麻的字跡，條列台灣從2010年重啟執行死刑後、所有遭處決的死刑犯的名字；每到新年她換筆記本，就會重新親手謄寫一遍，「如果前一年沒有執行死刑，我就會很開心，就不用多寫了…」她順著名字一個個指下來、淡淡說道，「這些人是我見過或認識的人，每個人有他們的故事，有時候我也會忘記，要回去看，才會想起發生過什麼事情。」
49歲的林欣怡，是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下稱廢死聯盟）執行長，隨著4月23日即將展開的「死刑是否違憲」的憲法法庭辯論，近年甚少接受媒體採訪的她，再次成為媒體及輿論追逐的對象。日前她接受我們專訪，解釋此次憲法法庭是由一群對死刑議題關切的律師，替現有37名待執行的死刑犯所提出的釋憲申請，申請理由包括認為死刑有違反《憲法》、案件有公平審判或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面對台灣跟國際社會都關注的重大時刻，她反而顯得平靜，看不出雀躍、或是憂慮，「如果問我個人意見，我很難想像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說殺人是對的，如果是20年前我可能會擔心，但我們已經往前走了那麼多，怎麼可能再走回頭路？」她指出廢死聯盟這次的角色是聲請擔任法庭之友，提出專業意見資料，供憲法法庭審判參考，「我們一直嘗試各種方式，倡議修法、跟社會大眾溝通，也在2010年就提過釋憲，這個當下是因為《憲法訴訟法》實施，剛好有大法官願意把這個題目拿起來要做解釋。」
林欣怡成為廢死推動者的起點，是幾件司法冤錯案件。
1999年，24歲的林欣怡辭去社工工作，到司法改革基金會任職，「進司改會最大的震撼，就是去見蘇建和…」那是她第一次接觸死刑案件，當時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3人已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害吳姓夫婦等罪名宣判死刑定讞4年，由於警方涉及變造證據及刑求，各界正積極為3人聲援平反，檢察總長也已提起3次非常上訴。
「走進台北看守所、經過重重檢查，看他們、跟他們講話，他們只比我大幾歲、很年輕…也不是傳統意義的死刑犯，是冤枉的人，卻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執行，」林欣怡回憶，當時為了聲援3人，她跟社運伙伴每天在立法院附近舉布條標語，遇到路人就解說、假日就辦大活動，還在濟南教會門口掛上白色翅膀，象徵3人終將自由，「那時蘇爸還在，每次有重要活動他就會來載我們，搬那個翅膀、道具，去司改會開會…」她瞇起眼睛，像被回憶拉走了幾秒鐘，語氣柔軟下來，「我有時候會想到這些畫面，老蘇後來平反了，現在在司改會工作，他們都出現在同一個地點過，可是蘇爸沒有等到他平反出獄，他們沒有機會交會。」
當時聲援蘇建和案的繞走活動一直延續到2000年，終於傳來好消息，案件開啟再審，「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也講台灣要逐步廢除死刑，第一次有這樣的政策宣示，覺得好像有希望。」但她的振奮心情不過半年，司改會另一起救援中的冤案當事人盧正，卻在死刑定讞僅3個月、監察院正針對相關疑點提起調查期間，迅速遭到死刑執行。
時隔24年，盧正被控殺死詹姓婦人一案，仍疑點重重。不僅屢遭監察院糾正警方多項違失、導演蔡崇隆拍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為其平反，還成為法學院探討冤案的經典教材。今年1月冤獄平反協會舉行重啟救援此案的記者會，提出三項科學新事證，要求最高檢察署重新檢視此案，那天林欣怡也出席了記者會。在人群中，身高不過150多公分的她顯得嬌小，表情始終嚴肅。
「因為（執行死刑消息）不公開，我們隔天才知道，走進辦公室很錯愕，哭也哭不出來，那刻才真正知道什麼叫『死刑』，一旦執行就完全無法恢復，美國有個死刑冤案平反者說，你只可以從監獄中，沒有辦法從墳墓中救出一個無辜的人…」她表情一沉，停頓後說，「盧正案讓我覺得，我要成為不只是在旁邊關心廢死議題的人，而是要做一點事情。」
2003年，台灣多個人權團體為了救援蘇建和案、徐自強案等冤案成立「替代死刑聯盟」，林欣怡便自告奮勇、直接參與其中，並在2007年成為更名後的廢死聯盟唯一的全職員工。由於當時台灣還未發展相關本土研究，林欣怡與團隊便從了解台灣死刑犯開始，跟政府要求死刑犯名單、進行監所訪談。不同於過去，她開始接觸不是冤案的死刑犯。
「其實我也有心理壓力，早期有個案件因為跟性侵害有關，我還找同事陪我一起去，看判決書跟新聞描述覺得這個人真可怕…」她形容自己不如外人想得天真，也會擔憂警惕，「但鐵門上升，（隔著會客玻璃窗）看到他，監獄光線灰灰的，他頭髮剪得很短，表情看不清楚，當下，我覺得他真的就是一個普通人，被關在裡面，現在完全沒有傷害別人的能力，我幹麻要那麼害怕？」
隨著通信、訪視的死刑犯越來越多，林欣怡漸漸意識到每位死刑犯不如外界想像的「青面獠牙」，其背景、案情、犯罪原因也都不同。有些人只有國小畢業，不識字、無法讀信回信；有些人雖然不冤，但案件調查不清，量刑過重、應不至於判處死刑。她也發現，其中不少人因為年輕時犯錯，才走上歧途，「像進入少年監獄就是很黑暗的社會的縮影，不管是管教人員如何對待他們，或是願意接觸他們的人就是裡面認識的朋友…為什麼沒有人幫他們一把？難道我們的制度都沒有問題嗎？」
林欣怡大學讀社會學，學科知識教會她不能忽視人的生活背景，認定罪犯就是天生的惡人；而從小父母離異的生命經驗，也使她更能設想這些人的處境。她甚少提起這段經歷，當年母親與丈夫離婚後，獨自一人到台北工作，將她與兩個姐妹留給桃園的祖父母照顧，「那個年代家庭離異不太普遍，輔導老師會很特意看待你，」除了常被老師約談，擔心她成為「壞小孩」，她也曾在課堂中被叫出去集合，「我跟隔壁班同學問為什麼我們被叫來？不斷猜測，後來發現是我們爸爸媽媽離婚，學校覺得我們需要特別關照，那種標籤有點不太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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