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政部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2條限制小紅書服務後，許多人質疑為何臉書詐騙更多卻不封。然而，這個看似直接的比較，實際上誤解了整個事件。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哪個平台比較乾淨」，而是台灣在面對跨境平台時，缺乏一套能穩定運作的數位治理架構，使得政府只能在「平台願不願配合」與「能不能封鎖」之間，做出二擇一的粗糙抉擇。
小紅書之所以被推向封鎖，並非單純因為詐騙多，而是因為台灣沒有更好的數位治理法律。
詐騙數據顯示了什麼？
刑事局資料顯示，2024年台灣使用小紅書遭詐騙共950件；今年（2025）前 11 個月仍高達 756 件，兩年超過 1700 件，主要集中在假網拍、解除分期付款與假投資。這些案件平均損失從數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累積金額已達 2 億多元。
更關鍵的是，小紅書詐騙的特徵並非一般社群平台常見的「分散性詐欺」，而是高度集中、格式相似，且大量來自境外帳號。警方難以調取必要資料，也難以追查 IP、金流與帳號來源。當平台本身幾乎不提供合作，偵辦能量便在源頭被掐斷。
因此，問題不是「詐騙是否存在」，而是「詐騙是否能夠被偵辦」。
真正風險在台灣法制無法接軌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小紅書在台灣缺乏任何確保使用者資料安全或協助執法的基礎架構。國安局檢測發現，小紅書 APP 存在十五項高風險樣態，包括過度蒐集個資、跨境傳輸未揭露、第三方 SDK 分享資料，以及要求使用者授權受中國法律拘束。這些都不是一般「平台功能問題」，而是牽涉到資料管線、法律適用，以及平台內建治理邏輯的結構性風險。
換句話說，小紅書在台灣既無資料窗口，也無法律義務配合調查，而背後的資料處理又完全不受台灣監督。對執法與個資保護而言，這是一個「無法治理」的困境。
台灣缺乏自己的《數位服務法》
如果台灣擁有像歐盟《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那樣的制度，小紅書事件的處理方式會完全不同。歐盟的政策十分清楚：平台在市場營運，就必須履行法律義務；合作不是平台的善意，而是義務。儘管如此，在奉行「網路中立」的歐盟，個別平台若不合作雖是違法，但監管機構並不會單純以此作為封鎖的理由。
DSA 要求各級平台提供透明度報告、設立資料請求窗口、進行風險評估、接受獨立審查，並依規模承擔不同責任。封鎖不是不可以，但會是司法程序，而非行政處置。
反觀台灣，平台在台不必提交透明度報告、不必設置資料窗口、不需披露風險、不受獨立審查。這使得治理完全退回到平台願意配合多少、政府能否接觸多少，而非法律能要求多少。
臉書之所以沒有走到封鎖的地步，是因為至少有合作機制；小紅書之所以走到封鎖，是因為完全沒有合作管道。雖然有人懷疑此舉是否針對中國，但應不至於如此。不過，內政部突然做出此一決策的透明度與社會溝通確實不足，決策實際效果亦可能有限；從政策公關角度來說更是災難，平白讓人有話可說：在網路封鎖上是「兩岸一家親」了。
避免下一個小紅書，台灣必須補上制度空白
在缺乏台版《數位服務法》的情況下，類似小紅書的案例未來可能層出不窮。未來相關問題可能在TikTok、Telegram、WhatsApp、Signal，甚至新興 AI 平台上發生。只要台灣沒有自己的 DSA，數位治理就會永遠在臨時應變與政治攻防之間擺盪。
台版 DSA 不需全盤複製歐盟，但至少必須明確規範平台的資料義務、透明度要求、風險評估機制與跨境合作標準。當義務清楚且穩定，平台自然能在可預期的法律框架下運作，而封鎖才會成為數位治理的最後手段，而非法律缺席下的唯一手段。
封鎖只能治標，制度方能治本
小紅書事件表面看似平台治理失靈，實際上暴露的是台灣面對跨境數位平台時的制度性脆弱。封鎖可以立刻阻斷風險，卻無法作為長期治理策略。民主社會依靠的是制度，而非臨時行政處分。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是否封鎖小紅書」，而是「台灣是否準備好用法律治理數位世界」。我們需要一部屬於台灣的數位服務法，作為補上數位主權缺口、迎向未來的必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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