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洪郁萱／圖・文策院提供
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今年5月在韓國出版。6月，作者胡慕情在文策院安排下，前往首爾國際書展，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對談。以下是講座的摘錄。
撰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描述臺灣目前唯一仍在服刑的女性死刑犯林于如，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和丈夫而被起訴，在2013年判決死刑定讞，是臺灣時隔20多年再次出現的女性死刑判決案例。
講座一開始，主持人李多慧說，她在搭捷運來到書展會場的路上，拿著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閱讀，車裡有一位長者一直盯著她手上的書看。後來她想，大概是因為韓文版書封上的文案吧！文案寫著：「林于如，1981年出生，臭豆腐店媳婦，因涉嫌殺害親生母親、婆婆、丈夫而被判處死刑……」、「臺灣第一位女性連環殺人及殺害親屬者，監獄中目前唯一在世的女性死刑犯」，可能是這些文字，引起了長者的注意。
當李多慧詢問胡慕情，書寫《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契機，胡慕情表示2014年鄭捷在捷運犯下隨機殺人案，是她想要理解隨機殺人犯罪的契機。當時她進行採訪，陸續寫出一系列與鄭捷案、湯姆熊割喉案、鐵路殺警案有關的報導。這些隨機殺人事件的加害者都是男性。之後她開始接觸女性殺人犯的議題，發現女性殺人往往與情感、家庭有關，遂開始研究林于如這位已被判處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的女性殺人犯。
記者的前提：所有人說的話你都不能信，都要查證
李多慧表示，韓文中有「法律感情」這個詞，法律本身看似沒有感情、只是照法條判決，但社會大眾特定事件的看法，會影響判決。韓國過去曾發生「江南站隨機殺人事件」，這起事件激起韓國社會很大的輿論關注。而她認為，《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提供給韓國讀者，一個看待犯罪截然不同的視角。李多慧詢問，作為採訪者，胡慕情是怎麼與受訪者林于如建立起信任關係的。
胡慕情表示，最初是因為廢死聯盟的協助建立起基本關係，但信任的過程，是長時間互動而來。過程雖然長，但沒有特別辛苦，因為最初就是想要去除原本社會的眼光，把林于如當成一個正常的人去對待和認識。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林于如才慢慢願意相信。
胡慕情說，記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所有人講的話你都不能相信，都要懷疑，都要再次去進行查證」。其實司法也應該是如此，司法要立基於證據，要有明確的證據，才能判斷給什麼樣的刑罰，但是在林于如的案件上，法律證據跟道德判斷是被混在一起的。胡慕情說，在書寫時，對素材的處理上，她儘可能將兩者分開處理。對於林于如自身的說詞、檢方卷宗、警察筆錄、甚至所訪問到的相關人士（如鄰居）的說詞，她都會交叉比對查證。
胡慕情用手指著桌子說，所有發生過的事件並不像「這就是一張桌子」有著所有人都能共同認可的絕對標準。記者針對犯罪事件背後模糊不清、充滿灰色地帶的部分，進行更深入的採訪，可以幫助釐清犯罪背後的原因。而理解犯罪原因與審判罪刑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她在書中也盡可能分開梳理。
糾正道德判決的盲點，是寫作的初衷
李多慧提出，過去韓國新聞裡，只要加害者、被害者其中有女性，就一定會出現「〇〇女」等煽動性的標題。在書中，她讀到林于如與丈夫劉宇航因為賭六合彩而相遇，新聞似乎不會探討「為什麼這位男性去賭博？」，而是放大「這名女性為什麼會去賭博場所？」，這性別要素如何影響了這個案件？
胡慕情說，必須先從人們對於性別往往有既定的印象來理解，「女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男性應該展現出什麼樣的面貌」等，為了符合這種社會期待，往往會形成「女性不能這樣做、男性不能那樣做」的觀念。媒體是為了應和社會期盼，才會用那種聳動方式來下標。
在這個事件中，林于如作為一個妻子、媳婦、女兒，卻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婆婆，甚至親生母親。這樣的違逆印象下，加上愛賭、愛錢，以及眾多間接證據，使她被判處死刑。但這些描述，胡慕情認為，比較像是對林于如的道德審判，不能作為犯罪證據。糾正這種道德判決的盲點，正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初衷。
糾正盲點為何重要？胡慕情舉了一個發生在臺灣的例子，說明如果警方受到盲點蒙蔽，做出欠缺事實證據的推論，可能會錯失蒐集證據的黃金時間、甚至讓案件充滿更多疑慮。例如胡慕情曾報導過的華山殺人案。在這起事件中，一名男性被指控強姦了參加華山草原藝術活動的女性，並將其殺害、分屍，甚至棄屍。因案發地點在臺北市中心，激起民眾恐慌，警方在僅有自白的情況下逮捕嫌犯後，就將案發現場夷平、恢復原本樣貌以讓周邊民眾安心。然而後來這名嫌犯翻供，宣稱自己不是主謀、還有共犯；從證據來看，被警方指稱是嫌犯用來裝死者頭顱的包包，沒有採證出受害者的DNA、也無法證明死者體內的精子是嫌犯的。這起案件後來僅有這名嫌犯被判刑，但他沒有因為這麼多可怕的罪行被判死刑，因為證據不夠完整。而是不是真的有另一名真兇在外？也成為無解的謎。
不斷去思考：「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
李多慧表示，她從閱讀《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了解到，沒有一起犯罪事件是獨立存在的，犯罪的發生必然與社會、歷史背景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書的後半部梳理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背景、歷史、與特徵，例如「賭博」。
胡慕情表示，她之所以花許多時間梳理這些時代背景，是因為好奇：為什麼林于如會深陷於賭博之中？賭博可能確實對林于如造成極大的影響，但是賭博真的會讓想殺人嗎？她表示自己的家人也喜歡賭博，但並沒有陷入林于如所選擇的道路，警方因林于如賭博，便推論她殺人，顯然是有瑕疵的。
最後，李多慧也詢問這本書從開始到完成，胡慕情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胡慕情說，一開始她對做犯罪案子的調查，想像很單純：描述一個人是怎麼長大的、她犯罪的原因，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這本書就可以完成了。但是真正去調查林于如這個殺人犯之後，才發現非常複雜。除了警方跟檢方的證詞矛盾，還有林于如這個人說話的不可信，種種讓胡慕情無法相信的地方，導致這本書最後沒有辦法用如一般讀者所想像、常見的犯罪書寫的方式去進行。
胡慕情說：「這讓我不斷重新去思考說，『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得知真相』這件事，才是犯罪案件的本質。」因為所謂的真相，只有在一個人被殺的那一刻，被殺的人心中、與殺人者的心中，才有真正的真相。而那個真相，有時候不見得是能被問出來的，更不用說有人已經被殺死了。
「這樣子的過程，讓我開始去思考：真相到底是什麼？」胡慕情說：「我們說一個故事，要表達的是什麼？當每個人站在他的立場，所說出來的陳述相互矛盾時，它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又是什麼？」換句話說，胡慕情不能只面對每個人狹義的陳述，而必須將這些陳述的動機、背後更大的社會圖像，也納入思考，視為真相圖像的一部分，認知到：「當我們講述事情，會因為目的不同，做出不同的敘述。例如警方敘述事情，是為了審判。案件發生之後，有些人敘述案件，是為了討論死刑應不應該廢除，有些人是為了知道社會可不可能更安全。每個人的說法看起來互相矛盾，可是也有相互交集的地方。」
對於這些，複雜而矛盾、無法簡單化約的聲音，胡慕情說：「我試圖在書寫中做的處理，是讓這些聲音可以互相碰撞，等於是透過我的敘事，去讓這些不同的意見，有互相討論跟被看見的可能。」
（胡慕情與韓國資深記者李多慧進行對談，圖／文策院提供）
（胡慕情幫讀者簽書，圖／文策院提供）
（韓文版《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圖／文策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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