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張渝萍/綜合報導
香港大埔「宏福苑」惡火奪走至少160條人命,這起悲劇反映出香港工安、政府監管嚴重失責之外,從港府回應火災與善後的方式可見,港府不僅是「中國化」,而是「不如中國」。
專研究中國海洋戰略、外交政策與香港政治的獨立研究員區倬僖(Owen Au)近日投書《外交家》指出,港府「對災難的災難性回應」,可見在《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原有的民主被侵蝕後,也未能完全複製中國治理模式,幾乎喪失問責機制,讓香港呈現「治理真空」。區倬僖認為,若北京僅在意表面的「一國兩制」,香港將會更脆弱,並持續流失公眾信任與行政能力。
區倬僖在文中更直白點出,有觀察家認為,港府善後的方式顯示香港正逐漸「中國化」,但他認為,實際狀況更糟,更失能。

港府「災難性回應」
他點出,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火災後公開談話,竟優先感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協助,多次提及習近平,卻未聚焦香港救災與善後工作,讓記者當場質疑,為何消防員的付出被輕描淡寫。
不僅如此,香港民眾關切火災原因、呼籲政府徹查究責的聲音,全被打為「境外勢力」、「以災亂港」,並批評這些民眾是在「扭曲政府的努力」,至少三人因此被逮,境外港人也不敢在網上繼續發相關貼文。
區倬僖點出,這一連串行動凸顯港府「以政治風險控管為主軸、而非公共行政導向的治理模式」。尤其在現在的香港,民意與公民參與,時常被視為「國安威脅」。儘管外界常將現在的香港與中國相比,但區倬僖認為,這樣比較容易忽略關鍵差異,也就是中國仍具備吸收民怨、強制行政問責的制度性機制,香港卻沒有。
香港比中國更糟?
區倬僖列舉2010年上海住宅火災58死悲劇,以及2021年河南水災造成近400人死亡事件,指出北京均派出國務院調查組徹查,並對相關官員究責、進行懲處。他指出,中國仍有這樣的問責機制,也某程度可釋放民怨。
然而,大埔火災卻完全不見這樣的機制。區倬僖指出,儘管已有十多名涉事承包商等相關人士遭拘捕,卻未有任何官員道歉或接受調查。港府也尚未公布初步調查結果,甚至最基本的罹難者資訊也很有限。由此可見,港府將力氣用在資訊控管與政治圍堵,而非檢討究責。

中國與香港有這樣差異,其實源自更深層的制度不同。區倬僖指出,中國能以結構化方式回應災難,與政治升遷制度密切相關。大量研究顯示,中共高度依賴以績效為基礎的合法性,尤其在危機管理上,官員以可量化成果受評,失職往往導致迅速的紀律處分。
區倬僖舉例,在Covid-19疫情期間,北京將「清零政策」列為優先事項,地方官員能否有效防控疫情,直接關係到仕途,未能落實防疫措施者,幾乎都會被迅速撤換或懲處。
香港的治理傳統則是另一件事,區倬僖指出,多項關鍵問責機制建立於英治末期,當時殖民政府試圖將香港塑造成一個以專業、公眾問責與法治為基礎的國際城市。例如,1968年制定的《調查委員會條例》,原本就是為了處理需要獨立審查的重大事件;立法會也曾依《權力及特權條例》,擁有實質調查官員失職的權力。
然而,這些機制在2019年反送中後、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淪為象徵,或處處碰紅線。就像這次公眾呼籲成立調查委員會,就被視為觸碰政治敏感紅線而遭港府批評甚至被逮捕。

區倬僖認為,香港曾擁有的問責與有效治理的制度已被掏空,卻未建立起支撐中國穩定運作的結構,結果形成一個「治理真空」,簡單來說,就是民主與威權的問責機制,在香港皆無法有效運作。
為什麼港府無法複製中國模式?
如上述所稱,不少觀察家認為香港「中國化」,但事實上,因香港法理上的「一國兩制」框架,讓香港缺乏複製中國治理模式的條件。
區倬僖指出,在中國,多層級的官僚體系將地方政府與中央分隔,使北京得以懲處地方官員,而不必承擔最高層失誤的政治責任。中共擁有超過一億黨員的龐大幹部系統,能迅速補位,撤換地方官員的政治成本相對有限。
然而,香港缺乏這些制度緩衝,作為特別行政區,高級官員由北京任命並直接向中央負責,任何承認行政失誤的行為,都可能被解讀為中央監督不力。
區倬僖指出,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鎮壓後,北京不斷建構「香港成功恢復穩定與治理效能」的敘事,因此若港府承認有嚴重失職,等同賞北京一巴掌。
此外,「港人治港」的原則,也限制了從中國官僚體系中調派人選的可能性。區倬僖表示,高級官員必須是獲北京個人信任的香港人,這嚴苛條件使得迅速替換在實務與政治上都極為困難。
區倬僖認為,香港卡在「香港過去的民主」與「中國威權」兩種治理模式之間,只學一半的港府將火力放在「政治動作」來噤聲民意,卻未能複製中國的問責機制與治理模式,如此一來整座城市將會持續失去信任,且也越來越難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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